唐朝盛世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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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全盛时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那时的新罗、高句丽、百济、渤海国和日本等周边属国在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19] [22] 。在唐朝的前半叶,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唐朝的后半叶,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土地、盐铁、赋税制度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的变化,自中期以下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的兴盛上。
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后,从隋末农民战争中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吸取隋灭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同时,留心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促进了民族关系的融合,稳固边疆,太宗则被四方诸国尊为“天可汗”。在其执政的贞观年间(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开元盛世
李隆基铲除政敌后,开始整顿武周以来的弊政,政治上提拔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贤臣为相,整饬腐败的吏治,并建立考察制度,精简官僚队伍裁减冗官 ,设采访使发展节度使制度,导致地方权力增大;经济上推崇节俭、抑制佛教,并恢复武周以来荒废的义仓制度 ,又通过括户等手段缓解土地兼并导致的逃户问题 ;军事上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并兴复日益衰落的马政 ,对外收复了武周时期沦陷于契丹的辽西营州,及唐睿宗时期赐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并再次降服契丹、奚、室韦、靺鞨等民族,西域方面吞并大小勃律且攻灭突骑施,塞北方面降服复国的后突厥,后又扶持回鹘剪灭后突厥。在唐玄宗励精图治的治理下,唐朝进入盛世,史称“开元盛世”,被认为是继孝宣中兴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首都长安城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
元和中兴
唐德宗死后,经过了唐顺宗的过渡阶段, 然后由永贞内禅而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其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唐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为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唐宪宗在位15年间,政绩诸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一度获得再次统一。唐宪宗没有能够像唐太宗和唐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大中之治
唐武宗死去后,宦官选择李忱继承皇位,想继续保持朝政,未即位前的唐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无能之人。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对内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抑制宦官势力过分膨胀;打击不法权贵、外戚。在位期间宣宗勤俭治国,体恤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一改唐武宗的封杀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唐宣宗时期沙州人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人民摆脱吐蕃贵族统治的首领,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十分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实际上,大中暂治并不稳定。唐宣宗晚年,国内已有乱象,他死后不久就爆发寇乱。
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后,从隋末农民战争中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吸取隋灭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同时,留心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促进了民族关系的融合,稳固边疆,太宗则被四方诸国尊为“天可汗”。在其执政的贞观年间(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开元盛世
李隆基铲除政敌后,开始整顿武周以来的弊政,政治上提拔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贤臣为相,整饬腐败的吏治,并建立考察制度,精简官僚队伍裁减冗官 ,设采访使发展节度使制度,导致地方权力增大;经济上推崇节俭、抑制佛教,并恢复武周以来荒废的义仓制度 ,又通过括户等手段缓解土地兼并导致的逃户问题 ;军事上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并兴复日益衰落的马政 ,对外收复了武周时期沦陷于契丹的辽西营州,及唐睿宗时期赐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并再次降服契丹、奚、室韦、靺鞨等民族,西域方面吞并大小勃律且攻灭突骑施,塞北方面降服复国的后突厥,后又扶持回鹘剪灭后突厥。在唐玄宗励精图治的治理下,唐朝进入盛世,史称“开元盛世”,被认为是继孝宣中兴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首都长安城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
元和中兴
唐德宗死后,经过了唐顺宗的过渡阶段, 然后由永贞内禅而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其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唐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为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唐宪宗在位15年间,政绩诸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一度获得再次统一。唐宪宗没有能够像唐太宗和唐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大中之治
唐武宗死去后,宦官选择李忱继承皇位,想继续保持朝政,未即位前的唐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无能之人。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对内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抑制宦官势力过分膨胀;打击不法权贵、外戚。在位期间宣宗勤俭治国,体恤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一改唐武宗的封杀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唐宣宗时期沙州人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人民摆脱吐蕃贵族统治的首领,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十分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实际上,大中暂治并不稳定。唐宣宗晚年,国内已有乱象,他死后不久就爆发寇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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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做大的想象去想,用当今的繁华替换。
唐朝,在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朝代。它的影响力辐射周边,军力强大,文化先进,经济繁荣。盛唐时期的长安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其城区面积广达八十多平方公里。城内店铺林立,市场繁荣,城市人口有一百多万。唐朝政府与周边国家文化和贸易上交流密切,使得数万外国人也长住在长安城。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写道:“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市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这些外国人来到唐朝都城,不仅带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宗教,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和商贸的盛行。
唐朝长安在外郭城的设置两个商业集中的地方。一个是东市,另一个是西市。东西两市也就变成了长安城的商业中心。两个市场各自占据两坊土地,四周有墙,每面墙都有两个门,两两相对的市门之间,有街道直通。大街的旁边,有众多曲巷。街巷互相通连,往来非常便利。唐朝的政府在两个市场中设立“市局”和“平准局”。“市局”又称之“市署”,“署令”为从六品的官员,它掌握“百族交易之事”。“市局”隶属于太府寺,是两市最高的管理机构。而“平准局”又称为“平准署”。“平准局”的官员叫“平准令”,为从七品官员。其职责是“掌供官市易之事”。
按照唐朝规定,为了便于政府管理,商业活动限于市场之内。市门每天开启和关闭都有固定时间。早上,晨光微露,市场开始。晚上,夕阳西下,敲响震耳的隆隆鼓声,市场关闭。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直蔑视商人的观念。从战国开始就有“奖耕战,抑商贾”的政策,秦汉时更是如此。所谓“士农工商”中的“商”为最低等级。到了明清“海禁”严厉打击商人的经济与贸易。即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然共和建立,但是对于商人和商业的限制甚至超过历史各个朝代。农民多养几只鸡鸭便被认为“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受到批判还要被“割掉”。唐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自信的时期,依然对于商人有歧视性的规定。譬如,唐太宗贞观元年,朝廷下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得入市。不过,唐朝与后来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是不一样,虽然政府有限制,但是政府的权力并不能无远弗届的控制一切,同时也并不能绝对控制住商业突破东西两市发展到许多里坊之中。况且,繁荣的商业,对于朝廷来讲除了税收充盈,更能增加市场供应,稳定社会关系。
当时,这些市场有卖酒的商户闻名全国,也有开设金银玉器店铺而大发其财的。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有靖恭坊毡业、崇仁坊乐器业、永崇坊茶肆、辅兴坊胡饼店、颁政坊馄饨,还有四处游街而无店铺的卖药的,也有丧葬一条龙的殡葬业。丧葬业竞争激烈以至于为了互相别胜负,约定时间各自陈列丧葬用的器物于某个街道,进行比较,输的要赔钱。这如同广告一般的比赛,吸引着市民纷纷观看,可想而知当时的经济繁荣的盛况。商业的繁荣,利益的诱惑,不仅让普通民众投身其中,还吸引着清净修为的寺庙。当时长安一些寺庙看到牡丹受人追捧,也开始投身花卉业,专门经营牡丹,有的贵重品种,可以卖到“数万钱”。寺庙经营得当,不输于现在释永信治下的少林寺。僧人不敢说人人腰缠万贯,但是手中的珠宝玉器也是多有积攒。譬如大安国寺,一个胡商就曾经从一个僧人手中买了价值四千万贯的珠宝。
《长安志》中记载,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积集”,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所谓“行”,是指按照货物种类分为不同的货行。文中记载的东西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到现在能够知道的大致有六十余行的经营内容,其中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生产工具无所不有。行肆都有铺面,陈设货物,等待客人上门选购。随着店铺经营发展,原有的铺面已经不足以陈设买卖货物,需要增加,在原来铺面前面新增加叫偏铺。唐朝政府不允许增加偏铺,“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造偏铺”。这固然政府为了市容整洁,不允许私搭乱建破坏,但从中也可以一窥当年的经济兴盛。
所谓“邸”也叫“邸店”。根据《唐律疏议》解释,“剧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邸店”的作用主要几方面。一是为了远方而来的商人住宿。唐朝疆域广阔,贸易往来频繁很多长途贩运的大商人来到长安,都喜欢住进这样的“邸店”。二是为了过往客商存放货物。最后一个作用则是帮助客商卖出货物再买进货物。唐朝政府规定了两市四面立邸,为这些全国各地的商人活动提供了方便。除了这些一般的“邸店”,还有专门为了西域商人而设置的“波斯邸”。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因为唐朝打通西域,声名远播西方,波斯人通过西域来到中原,经营商业,资本雄厚,中原人对其颇为重视。西域过来的人,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僧侣,有的是各国的贵族和使节。他们之间不一定都有严格的界线,波斯邸就是专门为他们所设立的。
在这座大城市中,交易的货物有奇珍异品以及各方特产,也有普通日用品,经营者有世俗人,也有出家在外的僧人,更有远方而来的胡商。商业的经营已经不限于东西两市,而是冲破政府的规定,从商业区发展到了市民居住的里坊。最为集中的区域是从春明门到金光门大街附近,这条街道距离皇宫近,周围居住的官员最多,他们思想上虽然看不起商家的地位,但是身体却不能不靠商家提供给他们生活用品活下去。随着唐朝商业的发展,原本经营的规定时间逐渐被打破。时间限制逐渐不能够约束商业的活动,于是出现了夜市。
据《旧唐书》记载天宝十年,正月十五夜间,杨家五宅同时夜游,与广宁公主的骑从争着进入西市门,最终发生冲突。虽然后来唐文宗李昂禁止夜市,但是夜市不仅没能被禁止,还发展到了里坊。“长安坊中有夜栏铺设祠乐者,迟明末已”。通宵达旦的经营,可以想象当年的繁华。
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唐朝官僚资本自然进入其中,开始与商人争利。虽然朝廷三令五申,依旧挡不住其前进步伐。终唐之世,官僚贵族经营商业从未停止。甚至唐朝后期,朝廷为了解决府州官员的薪水问题,公然规定一些机构从事商业活动。商人与商人之间竞争固然激烈,但不会扼杀经济,但是,官僚资本一旦介入,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劫掠。最后土地兼并,市场萧条,政权灭亡。
唐帝国的繁荣值得后世向往和憧憬,但它的衰落更值得后人殷鉴与深思。
唐朝,在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朝代。它的影响力辐射周边,军力强大,文化先进,经济繁荣。盛唐时期的长安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其城区面积广达八十多平方公里。城内店铺林立,市场繁荣,城市人口有一百多万。唐朝政府与周边国家文化和贸易上交流密切,使得数万外国人也长住在长安城。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写道:“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市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这些外国人来到唐朝都城,不仅带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宗教,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和商贸的盛行。
唐朝长安在外郭城的设置两个商业集中的地方。一个是东市,另一个是西市。东西两市也就变成了长安城的商业中心。两个市场各自占据两坊土地,四周有墙,每面墙都有两个门,两两相对的市门之间,有街道直通。大街的旁边,有众多曲巷。街巷互相通连,往来非常便利。唐朝的政府在两个市场中设立“市局”和“平准局”。“市局”又称之“市署”,“署令”为从六品的官员,它掌握“百族交易之事”。“市局”隶属于太府寺,是两市最高的管理机构。而“平准局”又称为“平准署”。“平准局”的官员叫“平准令”,为从七品官员。其职责是“掌供官市易之事”。
按照唐朝规定,为了便于政府管理,商业活动限于市场之内。市门每天开启和关闭都有固定时间。早上,晨光微露,市场开始。晚上,夕阳西下,敲响震耳的隆隆鼓声,市场关闭。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直蔑视商人的观念。从战国开始就有“奖耕战,抑商贾”的政策,秦汉时更是如此。所谓“士农工商”中的“商”为最低等级。到了明清“海禁”严厉打击商人的经济与贸易。即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然共和建立,但是对于商人和商业的限制甚至超过历史各个朝代。农民多养几只鸡鸭便被认为“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受到批判还要被“割掉”。唐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自信的时期,依然对于商人有歧视性的规定。譬如,唐太宗贞观元年,朝廷下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得入市。不过,唐朝与后来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是不一样,虽然政府有限制,但是政府的权力并不能无远弗届的控制一切,同时也并不能绝对控制住商业突破东西两市发展到许多里坊之中。况且,繁荣的商业,对于朝廷来讲除了税收充盈,更能增加市场供应,稳定社会关系。
当时,这些市场有卖酒的商户闻名全国,也有开设金银玉器店铺而大发其财的。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有靖恭坊毡业、崇仁坊乐器业、永崇坊茶肆、辅兴坊胡饼店、颁政坊馄饨,还有四处游街而无店铺的卖药的,也有丧葬一条龙的殡葬业。丧葬业竞争激烈以至于为了互相别胜负,约定时间各自陈列丧葬用的器物于某个街道,进行比较,输的要赔钱。这如同广告一般的比赛,吸引着市民纷纷观看,可想而知当时的经济繁荣的盛况。商业的繁荣,利益的诱惑,不仅让普通民众投身其中,还吸引着清净修为的寺庙。当时长安一些寺庙看到牡丹受人追捧,也开始投身花卉业,专门经营牡丹,有的贵重品种,可以卖到“数万钱”。寺庙经营得当,不输于现在释永信治下的少林寺。僧人不敢说人人腰缠万贯,但是手中的珠宝玉器也是多有积攒。譬如大安国寺,一个胡商就曾经从一个僧人手中买了价值四千万贯的珠宝。
《长安志》中记载,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积集”,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所谓“行”,是指按照货物种类分为不同的货行。文中记载的东西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到现在能够知道的大致有六十余行的经营内容,其中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生产工具无所不有。行肆都有铺面,陈设货物,等待客人上门选购。随着店铺经营发展,原有的铺面已经不足以陈设买卖货物,需要增加,在原来铺面前面新增加叫偏铺。唐朝政府不允许增加偏铺,“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造偏铺”。这固然政府为了市容整洁,不允许私搭乱建破坏,但从中也可以一窥当年的经济兴盛。
所谓“邸”也叫“邸店”。根据《唐律疏议》解释,“剧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邸店”的作用主要几方面。一是为了远方而来的商人住宿。唐朝疆域广阔,贸易往来频繁很多长途贩运的大商人来到长安,都喜欢住进这样的“邸店”。二是为了过往客商存放货物。最后一个作用则是帮助客商卖出货物再买进货物。唐朝政府规定了两市四面立邸,为这些全国各地的商人活动提供了方便。除了这些一般的“邸店”,还有专门为了西域商人而设置的“波斯邸”。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因为唐朝打通西域,声名远播西方,波斯人通过西域来到中原,经营商业,资本雄厚,中原人对其颇为重视。西域过来的人,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僧侣,有的是各国的贵族和使节。他们之间不一定都有严格的界线,波斯邸就是专门为他们所设立的。
在这座大城市中,交易的货物有奇珍异品以及各方特产,也有普通日用品,经营者有世俗人,也有出家在外的僧人,更有远方而来的胡商。商业的经营已经不限于东西两市,而是冲破政府的规定,从商业区发展到了市民居住的里坊。最为集中的区域是从春明门到金光门大街附近,这条街道距离皇宫近,周围居住的官员最多,他们思想上虽然看不起商家的地位,但是身体却不能不靠商家提供给他们生活用品活下去。随着唐朝商业的发展,原本经营的规定时间逐渐被打破。时间限制逐渐不能够约束商业的活动,于是出现了夜市。
据《旧唐书》记载天宝十年,正月十五夜间,杨家五宅同时夜游,与广宁公主的骑从争着进入西市门,最终发生冲突。虽然后来唐文宗李昂禁止夜市,但是夜市不仅没能被禁止,还发展到了里坊。“长安坊中有夜栏铺设祠乐者,迟明末已”。通宵达旦的经营,可以想象当年的繁华。
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唐朝官僚资本自然进入其中,开始与商人争利。虽然朝廷三令五申,依旧挡不住其前进步伐。终唐之世,官僚贵族经营商业从未停止。甚至唐朝后期,朝廷为了解决府州官员的薪水问题,公然规定一些机构从事商业活动。商人与商人之间竞争固然激烈,但不会扼杀经济,但是,官僚资本一旦介入,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劫掠。最后土地兼并,市场萧条,政权灭亡。
唐帝国的繁荣值得后世向往和憧憬,但它的衰落更值得后人殷鉴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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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样,只能说同比周边的国家要更开放,更文明,等同于如今的美国对比其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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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繁华、人民富裕、国家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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