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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特点:出现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这段时间内军阀割据,彼此混战。东汉末年,由于土地兼并越加尖锐,地主豪强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
加上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权虚弱无力,对地方过度放权,因而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而这些割据势力又有著不同的兴起过程与发展脉络,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多元面向。
当时东汉共分为十三个州,每个都有豪强割据。各方势力彼此互相交战,百姓生活自然苦不堪言。
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曹操、袁绍、孙坚父子与刘备等人为著名的势力外,另外还有一些势力的崛起经过,更能呈现出乱世所发展出的不同模式。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农业生产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直接导致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
由于中央政府政治黑暗,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造成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而人民饱受此现象的苦果,加上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他们于是纷纷起来造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最著名者是黄巾之乱。
时代的动荡不安,也使地方豪强有了崛起的机会,他们一开始靠著自己的财力组织自己的武装军队保卫家园,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拥有私人武力的军阀,如曹操、刘备等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中央政府由于不修政事,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反而需要他们维持地方稳定。
地方豪强发展到后期,又逐渐分化为士族与寒门两个阵营。其中,士族在土地与权势,占有了优势,也因此拥有垄断政府高层的实力,形成了三国两晋时期特殊的士族政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汉末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汉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走向了反面。 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东汉王朝仍然设置名为宰相的“三公”--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三公虽然享有崇高尊荣的地位和名誉,秩禄高达万石,但是,三公不能管理具体的事务,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已。刘秀把具体的权力,交给了号称“台阁”的尚书台。
“尚书”原来是少府辖下的机构,西汉中期,武帝刘彻以“尚书”为基础,设置了与外朝相对应的“内朝”。汉武帝选用一些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侍从与助手,给他们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的长官尚书令一起,组成宫中决策机构,称为“内朝”或者“中朝”。原来的三公九卿等朝廷官员称为“外朝”。外朝无决策权,只是执行内朝命令。朝廷大臣要参与机要,必须要有“领尚书事”或者“平尚书事”的头衔。
东汉建立后,刘秀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尚书台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另设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作为尚书令仆的辅佐官。尚书台下设置“六曹”,各曹的长官为侍郎,六曹分别管理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三公曹”负责监察;“吏部曹”负责任免官吏;“民曹”负责赋役税收;“客曹”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二千石曹”负责刑罚诉讼;“中都曹”负责首都治安。尚书台官员的品位并不高,尚书令秩仅千石,尚书仆射秩仅六百石;各曹的长官“侍郎”仅四百石;而具体管理事务的长官“令史”,秩仅二百石。尚书台各级官员的官阶虽低,但是,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掌,权力极大,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
刘秀加强皇权的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给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第二,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是外戚宦官专权的阶级基础。豪强地主的势力到东汉中期更为发展。他们在经济上抢占土地,争夺人口,就必然在政治上争夺权利。
东汉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
据《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窦融的曾孙窦宪,因女弟立为章帝皇后,崇贵日盛,专横跋扈,连皇室成员也惧怕其三分。窦宪曾以低价强买章帝姐姐沁水公主的庄园,而公主竟然不敢与窦宪计较。章帝知道后,大怒,当面严厉斥责窦宪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
据《后汉书*邓禹传》记载:“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在位二十余年,究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宦官一般出身低微,目不识丁,为一般人所不齿。然而一旦掌权之后,宦官也开始兼并土地,上升为地主阶级。我们说,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宦官中也时有出类拔萃者,修《史记》的太史公,发明造纸术的蔡侯,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都在青史上留有好名。宦官虽然不都是坏人,但是,宦官政治却一定是黑暗的。这是因为:第一,宦官身受腐刑,性情上变态,对社会、对正常人存在着仇视心理;第二,宦官没有后代,因此也就不受道德观念的丝毫约束;第三,宦官出身低微,目不识丁,没有文化素养;第四,宦官只懂得送往迎来,阿谀奉承,而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东汉时期,宦官在政治上与外戚争夺,在经济上也疯狂地扩张,他们霸占土地,强取民财,略取民女,胡作非为,民愤极大。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大宦官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
宦官上升为豪强地主,但不为上层豪门及清流所看重,乃是豪强地主下层的政治代表。
第三个原因是,东汉从中期的和帝开始,皇帝多数夭折,往往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
加上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权虚弱无力,对地方过度放权,因而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而这些割据势力又有著不同的兴起过程与发展脉络,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多元面向。
当时东汉共分为十三个州,每个都有豪强割据。各方势力彼此互相交战,百姓生活自然苦不堪言。
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曹操、袁绍、孙坚父子与刘备等人为著名的势力外,另外还有一些势力的崛起经过,更能呈现出乱世所发展出的不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