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一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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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了一种病,我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我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我机械地工作、机械地吃饭、机械地睡着又醒来、机械地处理一切人际关系。这也让我活脱脱变成了身边所有人的笑柄。其实他们笑我,我是完全理解并认同的,但这只能让我愈发恐惧,也变得麻木。
医生反倒不以为然,或许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已经见怪不怪了。他说, 要克服它,首先要努力去接近它 。他对给我开点儿药的诚挚恳求表示十分反感,并告诉我这只是发病初期,完全不需要药物治疗。我亦深知副作用的可怕,最后也只得默认了他的选择。
第二天我开始尝试去接近它,像一个襁褓中的小婴儿开始试着自由地满地乱爬。然而潜意识中我依然抗拒,于是终落得妥协,说服自己,既然这病对社会、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影响,我不想再治下去了。这之后第三天、第四天,我再没出现在那间诊室,并且不断提醒自己你没病、你很正常、你不要看医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痛苦,精神胜利的理由愈发牵强,却也总能刚好麻痹欺骗着自己的自己。
终于有一天我自觉病情恶化起来。再次见到医生时他已经气得跳脚,病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的做法或许让他无地自容。我倒也真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低头不敢与他直视。他站起来,又坐下,满是青筋的手撑着桌子,一边俯视坐在矮凳上的我,一边伸出手恶狠狠地向前戳,脸上写满了愤怒和不满。我满心愧疚,自觉没有尽到病人应尽的义务,这也是一种对医生的不负责任吧。
时间过了许久,形势逐渐从医生的单方面发泄演变成一场双方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医生明显占了上风,但是他竟以为自己的唇枪舌剑还完全不足以将我臣服,于是突然失去理智一般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力气之大、速度之快,我还没来得及用手抓住身边的什么,后脑勺就已经狠狠砸在地面了,眼前的一切都迅速黯淡、直至消失。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我又开始陷入无尽的恐惧,只是这一次,我也为自己做出的这个错误抉择感到一点点愤怒。 这或许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至少对我来说,我好像从未感受过什么是“愤怒”,也不知愤怒会为我带来哪些改变。人生中有新的体验,总归是件好事。
片刻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一丝不挂地仰卧在冰凉的水泥地面,身边没有任何能够蔽体的东西。
我尝试着坐起来,但是头痛欲裂,随着体位的每一次细小的变化都能引发我脑海中的天旋地转。是一个空旷的礼堂,但是这礼堂旋转着,顺时针。左面是一排窗,阴天,好像在落雨;礼堂前老旧的暗红幕布沾满了灰。
一阵脚步声响起,我下意识地蜷缩自己僵硬的身体。那人便从我身边经过,朝幕布的方向走去。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注意到了我,我只是坐在地上,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膝盖,不敢起身。礼堂的冷气很足,我不断地打寒颤,但是也没有办法。
随着天花板簇拥着的灯一大片一大片地亮起,人群开始缓缓入场,很快礼堂便座无虚席。我已经完全没有勇气站起来,我自认为自己的全部都已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再去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我抖动地更加剧烈,心脏狂跳不止,表情藏在环抱住大腿的胳膊中狰狞不堪。
仿佛一个世纪过去。坐在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匆忙离席,我发觉他的外套落在了椅子上。静待几分钟后他还是没回来,我便像一只不要命的兔子猛跳过去,一把抓住救命稻草,遮盖住自己的私处,缓缓起身。我的下肢酥麻得不行,却又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变得很奇怪,但是竟然没有人在意我。这委实有点意外。
我没有注意台上的讲着在说些什么,但是在座的人群都在认真听,于是我缓步往后排走去,却突然被一个老人拦住。颤抖的手和一张灿烂的面庞,这样的画面忽地出现在面前,略显突兀。我意识到其实大家都明明都看得见这样一个奇怪的裸男,躺在水泥地面、还偷穿别人的衣服,但不知为何又仿佛习以为常一般对我毫不在意。
“你你你…你是不是那个….对…就是那个…很知名的生物学家?”老爷子开口说话。这个声音我好像在哪里听见过,但是当我不断在记忆中检索的时候,头痛又一阵一阵地袭来,我不得不放弃思考,老老实实听他的话。
我一头雾水。
“你是严…严林,对么?!”
我真的叫严林。哦,是啊。上次去医院的时候,病历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名字。我没有记错,我就叫严林。
“快!快过来!天哪,我今天真是中大奖了!哈哈!”他兴奋无比,持续对我招手,“过来,我正想跟你探讨一些关于基因工程的问题呢!快来!”
我完全无意识地走到他身边,坐下,又无意识地与他攀谈起来,脱口而出的尽是些高深的学术用语。鬼知道我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但我真实地说了。直到我渐渐地开始说服了自己真的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我才对身边这个莫名热情的老爷子产生了一点兴趣。不,绝不是慌张,或是疑惑, 这些感受通通都没有 ,此时此刻我仿佛是一匹不自知的千里马,而伯乐刚刚在旁边亲切而兴奋地呼唤我的名字。对,现在的我,竟觉得他亲切起来。
我依然光着上半身,腰间系着那人丢下的外套,脚下也没有鞋袜。依旧没有人注意我,仿佛我一直西装笔挺,如若今天参会的各位,或是认真听着台上讲者的发言,或是已经紧闭双眼鼾声不绝,或是与身边的同道一起探讨着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关于真理的议题。我不断尝试着连接我所有的记忆,嘴上却依旧滔滔不绝,我不知在被谁支配着。
不知过了多久,随着主持人唾沫横飞不断引导大家有序离场,老爷子也夹起笔记本,满足地离开礼堂;刚走出两步,他又回头朝我走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缓缓写下他的联系方式,然后交给我,紧攥着我的手,好久好久,然后笑着再次离开。我手里紧握着他写给我的纸条,正想着他这样做的目的,突然我的大脑犹如崩溃死机一般,刚刚发生的所有的一幕一幕,什么“千里马”、“基因工程”,什么留在座位上的衣服、还有老爷子一边叫着“严林”一边朝我招手,这些画面全都不见了,伴随着满眼的黑暗。我趔趄着坐回到刚才的座位,眼皮极重,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主持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就像在家里的床上一般睡得很香很熟。
我是坐在医院的硬板凳上,被眼前这位不太面善的医生大声地叫醒。我穿着自己最喜欢的那套西装,我把它熨得仿佛没有一丝褶皱。
“我…这是在哪儿啊”。我揉着眼睛自语。这位医生没有回答我。
眼前坐着那个丢下衣服便匆匆离开会场的男人。就是他。我记得他,虽然我从未直视过他的面孔,但是我就是十分确信。他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救命的那件外套慵懒地被搭在椅背上眼看要滑落下来。
他笑着伸出手,像之前那位医生一样想推我一把。我意识到什么,突然推开他的悬在半空的手,紧紧地环抱住他。
“谢谢”,我流着泪,“真的谢谢……”。我一时间语无伦次,眼泪不住地流。
他脱下白大褂,换上那件我曾经穿过的外套,推门而出。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右手里攥着什么东西。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电话号码一看便知不是本地的,但是名字有一点点印象,好像在哪里见到过这个人。我拼命地想,但是一点都想不起来。
医生反倒不以为然,或许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已经见怪不怪了。他说, 要克服它,首先要努力去接近它 。他对给我开点儿药的诚挚恳求表示十分反感,并告诉我这只是发病初期,完全不需要药物治疗。我亦深知副作用的可怕,最后也只得默认了他的选择。
第二天我开始尝试去接近它,像一个襁褓中的小婴儿开始试着自由地满地乱爬。然而潜意识中我依然抗拒,于是终落得妥协,说服自己,既然这病对社会、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影响,我不想再治下去了。这之后第三天、第四天,我再没出现在那间诊室,并且不断提醒自己你没病、你很正常、你不要看医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痛苦,精神胜利的理由愈发牵强,却也总能刚好麻痹欺骗着自己的自己。
终于有一天我自觉病情恶化起来。再次见到医生时他已经气得跳脚,病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的做法或许让他无地自容。我倒也真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低头不敢与他直视。他站起来,又坐下,满是青筋的手撑着桌子,一边俯视坐在矮凳上的我,一边伸出手恶狠狠地向前戳,脸上写满了愤怒和不满。我满心愧疚,自觉没有尽到病人应尽的义务,这也是一种对医生的不负责任吧。
时间过了许久,形势逐渐从医生的单方面发泄演变成一场双方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医生明显占了上风,但是他竟以为自己的唇枪舌剑还完全不足以将我臣服,于是突然失去理智一般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力气之大、速度之快,我还没来得及用手抓住身边的什么,后脑勺就已经狠狠砸在地面了,眼前的一切都迅速黯淡、直至消失。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我又开始陷入无尽的恐惧,只是这一次,我也为自己做出的这个错误抉择感到一点点愤怒。 这或许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至少对我来说,我好像从未感受过什么是“愤怒”,也不知愤怒会为我带来哪些改变。人生中有新的体验,总归是件好事。
片刻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一丝不挂地仰卧在冰凉的水泥地面,身边没有任何能够蔽体的东西。
我尝试着坐起来,但是头痛欲裂,随着体位的每一次细小的变化都能引发我脑海中的天旋地转。是一个空旷的礼堂,但是这礼堂旋转着,顺时针。左面是一排窗,阴天,好像在落雨;礼堂前老旧的暗红幕布沾满了灰。
一阵脚步声响起,我下意识地蜷缩自己僵硬的身体。那人便从我身边经过,朝幕布的方向走去。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注意到了我,我只是坐在地上,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膝盖,不敢起身。礼堂的冷气很足,我不断地打寒颤,但是也没有办法。
随着天花板簇拥着的灯一大片一大片地亮起,人群开始缓缓入场,很快礼堂便座无虚席。我已经完全没有勇气站起来,我自认为自己的全部都已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再去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我抖动地更加剧烈,心脏狂跳不止,表情藏在环抱住大腿的胳膊中狰狞不堪。
仿佛一个世纪过去。坐在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匆忙离席,我发觉他的外套落在了椅子上。静待几分钟后他还是没回来,我便像一只不要命的兔子猛跳过去,一把抓住救命稻草,遮盖住自己的私处,缓缓起身。我的下肢酥麻得不行,却又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变得很奇怪,但是竟然没有人在意我。这委实有点意外。
我没有注意台上的讲着在说些什么,但是在座的人群都在认真听,于是我缓步往后排走去,却突然被一个老人拦住。颤抖的手和一张灿烂的面庞,这样的画面忽地出现在面前,略显突兀。我意识到其实大家都明明都看得见这样一个奇怪的裸男,躺在水泥地面、还偷穿别人的衣服,但不知为何又仿佛习以为常一般对我毫不在意。
“你你你…你是不是那个….对…就是那个…很知名的生物学家?”老爷子开口说话。这个声音我好像在哪里听见过,但是当我不断在记忆中检索的时候,头痛又一阵一阵地袭来,我不得不放弃思考,老老实实听他的话。
我一头雾水。
“你是严…严林,对么?!”
我真的叫严林。哦,是啊。上次去医院的时候,病历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名字。我没有记错,我就叫严林。
“快!快过来!天哪,我今天真是中大奖了!哈哈!”他兴奋无比,持续对我招手,“过来,我正想跟你探讨一些关于基因工程的问题呢!快来!”
我完全无意识地走到他身边,坐下,又无意识地与他攀谈起来,脱口而出的尽是些高深的学术用语。鬼知道我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但我真实地说了。直到我渐渐地开始说服了自己真的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我才对身边这个莫名热情的老爷子产生了一点兴趣。不,绝不是慌张,或是疑惑, 这些感受通通都没有 ,此时此刻我仿佛是一匹不自知的千里马,而伯乐刚刚在旁边亲切而兴奋地呼唤我的名字。对,现在的我,竟觉得他亲切起来。
我依然光着上半身,腰间系着那人丢下的外套,脚下也没有鞋袜。依旧没有人注意我,仿佛我一直西装笔挺,如若今天参会的各位,或是认真听着台上讲者的发言,或是已经紧闭双眼鼾声不绝,或是与身边的同道一起探讨着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关于真理的议题。我不断尝试着连接我所有的记忆,嘴上却依旧滔滔不绝,我不知在被谁支配着。
不知过了多久,随着主持人唾沫横飞不断引导大家有序离场,老爷子也夹起笔记本,满足地离开礼堂;刚走出两步,他又回头朝我走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缓缓写下他的联系方式,然后交给我,紧攥着我的手,好久好久,然后笑着再次离开。我手里紧握着他写给我的纸条,正想着他这样做的目的,突然我的大脑犹如崩溃死机一般,刚刚发生的所有的一幕一幕,什么“千里马”、“基因工程”,什么留在座位上的衣服、还有老爷子一边叫着“严林”一边朝我招手,这些画面全都不见了,伴随着满眼的黑暗。我趔趄着坐回到刚才的座位,眼皮极重,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主持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就像在家里的床上一般睡得很香很熟。
我是坐在医院的硬板凳上,被眼前这位不太面善的医生大声地叫醒。我穿着自己最喜欢的那套西装,我把它熨得仿佛没有一丝褶皱。
“我…这是在哪儿啊”。我揉着眼睛自语。这位医生没有回答我。
眼前坐着那个丢下衣服便匆匆离开会场的男人。就是他。我记得他,虽然我从未直视过他的面孔,但是我就是十分确信。他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救命的那件外套慵懒地被搭在椅背上眼看要滑落下来。
他笑着伸出手,像之前那位医生一样想推我一把。我意识到什么,突然推开他的悬在半空的手,紧紧地环抱住他。
“谢谢”,我流着泪,“真的谢谢……”。我一时间语无伦次,眼泪不住地流。
他脱下白大褂,换上那件我曾经穿过的外套,推门而出。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右手里攥着什么东西。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电话号码一看便知不是本地的,但是名字有一点点印象,好像在哪里见到过这个人。我拼命地想,但是一点都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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