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 [英国“世界工厂”的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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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发展经济学界和现代化研究者中流行的说法,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视为典型的“先发”和“内源”型现代化,即主要凭借内部创新而自发演进,率先主动进入现代化进程,依靠市场力量而实现现代化。
英国霸权源于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同样也因为工业优势动摇、丧失。而随着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丧失,英国工业化与对外贸易、航运、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被彻底逆转,以至于这个传统的贸易顺差大国陷入持久的贸易逆差。
那么,英国丧失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的根源何在?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工业界自身的失误,诸如对新技术革命态度过于保守、过于害怕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的失败等等,在更高层次上,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以及欧洲的某些政治传统。
工业持续发展离不开投资。然而,在当时资本积累高居世界之冠的英国,投资者却未能如同美德两国大多数投资者、企业家那样心无旁骛地发展新工业,而是把过多资本投入金融和对外投资,投入制造业更新发展的资本相应减少,而金融资本膨胀又有着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深刻必然性。在通过产业资本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并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显示出自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甚至逐渐迫使后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资本的潜在优势。如果说当时美德两国并不掌握国际金融霸权,因此其资本即使艳羡金融暴利也常常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投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话,那么,在当时已经牢固掌握国际金融霸权上百年的英国,金融资本拥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壮大,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产业资本发展壮大的前途。
在英国掌握金融霸权情况下,持续的大规模对外投资也从多方面损害了英国工业持续发展的潜力。一方面,过度的海外投资减少了英国本土制造业可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持续的投资收益回流大大抬高了英国国内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英国国内制造业发展成本大大提高。类似机制,我们在清朝时的票号大本营山西太谷、祁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香港、台湾,新世纪以来的温州,都可以看到。
经过六十年奋斗,今天的中国已经赢得了新的“世界工厂”称号;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业也面临转型。在这场转型中,发展服务业,发展金融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所有这些转变,都不应损害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否则我们也无法逃避英国从世界工厂地位跌落后的厄运,而且会跌得比英国更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投资率和消费率高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某些“过度投资”和“浪费”现象、中国出口依存度等问题的争议中,某些流行的观点是否已经陷入了误区?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等问题上,我们是否也应该更好地把握分寸?
英国霸权源于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同样也因为工业优势动摇、丧失。而随着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丧失,英国工业化与对外贸易、航运、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被彻底逆转,以至于这个传统的贸易顺差大国陷入持久的贸易逆差。
那么,英国丧失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的根源何在?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工业界自身的失误,诸如对新技术革命态度过于保守、过于害怕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的失败等等,在更高层次上,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以及欧洲的某些政治传统。
工业持续发展离不开投资。然而,在当时资本积累高居世界之冠的英国,投资者却未能如同美德两国大多数投资者、企业家那样心无旁骛地发展新工业,而是把过多资本投入金融和对外投资,投入制造业更新发展的资本相应减少,而金融资本膨胀又有着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深刻必然性。在通过产业资本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并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显示出自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甚至逐渐迫使后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资本的潜在优势。如果说当时美德两国并不掌握国际金融霸权,因此其资本即使艳羡金融暴利也常常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投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话,那么,在当时已经牢固掌握国际金融霸权上百年的英国,金融资本拥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壮大,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产业资本发展壮大的前途。
在英国掌握金融霸权情况下,持续的大规模对外投资也从多方面损害了英国工业持续发展的潜力。一方面,过度的海外投资减少了英国本土制造业可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持续的投资收益回流大大抬高了英国国内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英国国内制造业发展成本大大提高。类似机制,我们在清朝时的票号大本营山西太谷、祁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香港、台湾,新世纪以来的温州,都可以看到。
经过六十年奋斗,今天的中国已经赢得了新的“世界工厂”称号;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业也面临转型。在这场转型中,发展服务业,发展金融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所有这些转变,都不应损害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否则我们也无法逃避英国从世界工厂地位跌落后的厄运,而且会跌得比英国更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投资率和消费率高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某些“过度投资”和“浪费”现象、中国出口依存度等问题的争议中,某些流行的观点是否已经陷入了误区?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等问题上,我们是否也应该更好地把握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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