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读后感600字 感受多点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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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传记里的三人,虽然一个是德国的音乐家,一个是意大利的雕塑家、画家、诗人,另一个是俄国的作家,各自处于不同的领域,但他们都是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坚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与劫难而一味地沉沦,那么就定能冲破肉身的束缚,奔向人生的崇高境界。 《名人传》创作于二十世纪前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的生平做琐屑的考述,也没有一般性地追溯他们的创作历程,而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可以说是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那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名人传》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我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我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对于我们的时代,这实在是金石之言。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立大事业者,不谓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机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我们要的是一夜成名。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因此,读读《名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毕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马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名人传》写作目的崇高,创造精神世界的太阳,呼吸英雄的气息,使人们在痛苦、失望的现实中获得心灵上的支撑。《名人传》洋溢着一股旺盛的激情。每一个阅读《名人传》的读者首先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无法抑制的热情,都会为罗兰那极富感召力的语言而怦然心动。所以 ,我们要崇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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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伟大的心魂,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为许多人所爱戴的真诚的朋友。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命紧紧联在一起,他的一生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探索。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俄国图拉省的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的母亲去世时,托尔斯泰还不足两岁。九岁时,他的父亲又离开人世。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托尔斯泰的两位姑母成了他的监护人,姑母虔诚而富有爱心,这些卑微的心灵帮助他认识到爱以及爱所带来的快乐,对托尔斯泰的一生影响巨大。
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傅雷译为“卡赞”)。这期间他的头脑处于狂热的境界中,他不断地试验各种人生观念和学说,矛盾对立的理论让他固有的信念动摇了,各种幻想不时占据他的头脑。在年轻混乱的心底,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绝对的真诚。他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分析与解剖,坦白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他后来还将自己年青不道德的生活记录拿给妻子看。由于不满于学校的教育,他自动退学回家进行农庄改革,这些内容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里都有反映,小说中的涅赫留多夫是他自己的艺术写照。 1851年,托尔斯泰去高加索,随同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服兵役。高加索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艺术天才,他的自传体作品《童年》(1852)、《少年》(1854)等都是这时期的产物。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1854年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炮兵连服役。他勇敢尽职,常处于危险之境。在隆隆的炮声中,在生与死的激烈交锋中,他写作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对战争的残酷、俄罗斯士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战争中表露出来的人们的复杂心理都作了真实的描绘。
1855年底,他回到彼得堡。周旋于文人之间,托尔斯泰对他们非常憎恶、轻蔑,发现他们都是卑劣虚伪的。1857年他去国外旅行,所见所闻让他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博爱、民主十分失望。他在瑞士小城卢塞恩看到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手施舍,明白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过是华美的谎言,他愤怒地写了短篇名作《卢塞恩》。
回到俄国,托尔斯泰重新开始他的农事改革,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促进社会进步。哥哥尼古拉的死让他震惊,他又一次思考死亡问题。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结婚。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托尔斯泰迅速进入创作的高产期。在爱情的荫庇下,他完成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战争与和平》被誉为是可以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作品,它的光荣和伟大在于托尔斯泰使俄国19世纪初的历史重新复活了,小说对卫国战争的描写和主要人物的塑造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安娜•卡列尼娜》在技巧上更加成熟,丰富的艺术经验支配着作品的思想,人类的欲望在这里暴露无疑。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当时俄国社会的描写外,还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列文便是他的化身,列文的苦恼正是托尔斯泰的苦恼。在《安娜•卡列尼娜》还未完稿前,他已经厌倦了,陷入死的眩惑之中,他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有强烈的死的欲望。他害怕自己会突然自杀,便把房间的绳子藏起来,不敢带猎枪打猎。在宗教狂乱之后,他发现民众的简单生活和信仰才是生活的真理。
紧张的精神探索又遭遇惨痛的社会现实。1882年他参加人口调查工作,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满目疮痍,他哭喊着,挥动拳头说:“人们不能这样地生活!”他改变了自己的贵族生活,根绝一切享乐,自己去锯木、煮汤、缝靴子,要用自己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面包,并终生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对抗。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这些行为,夫妇之间经常为此争吵。全欧洲的艺术家都希望他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认为托尔斯泰是在毁灭自己的艺术天才。但是,托尔斯泰不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1884-1886)里,他说:“只有为了团结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
他后期的重要作品有《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和《复活》(1899)等。《复活》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遗嘱,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高的山峰。七十高龄的托尔斯泰以伟人的姿态注视着他的过去、他的世界,《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最真实的诗。
1900-1910间,他最主要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他反对谎言,反对暴力,抨击各种迷信。他的思想使他与家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1910年10月28日,82岁的托尔斯泰突然离家出走。11月20日清晨,这位世界文豪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俄国图拉省的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的母亲去世时,托尔斯泰还不足两岁。九岁时,他的父亲又离开人世。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托尔斯泰的两位姑母成了他的监护人,姑母虔诚而富有爱心,这些卑微的心灵帮助他认识到爱以及爱所带来的快乐,对托尔斯泰的一生影响巨大。
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傅雷译为“卡赞”)。这期间他的头脑处于狂热的境界中,他不断地试验各种人生观念和学说,矛盾对立的理论让他固有的信念动摇了,各种幻想不时占据他的头脑。在年轻混乱的心底,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绝对的真诚。他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分析与解剖,坦白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他后来还将自己年青不道德的生活记录拿给妻子看。由于不满于学校的教育,他自动退学回家进行农庄改革,这些内容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里都有反映,小说中的涅赫留多夫是他自己的艺术写照。 1851年,托尔斯泰去高加索,随同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服兵役。高加索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艺术天才,他的自传体作品《童年》(1852)、《少年》(1854)等都是这时期的产物。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1854年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炮兵连服役。他勇敢尽职,常处于危险之境。在隆隆的炮声中,在生与死的激烈交锋中,他写作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对战争的残酷、俄罗斯士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战争中表露出来的人们的复杂心理都作了真实的描绘。
1855年底,他回到彼得堡。周旋于文人之间,托尔斯泰对他们非常憎恶、轻蔑,发现他们都是卑劣虚伪的。1857年他去国外旅行,所见所闻让他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博爱、民主十分失望。他在瑞士小城卢塞恩看到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手施舍,明白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过是华美的谎言,他愤怒地写了短篇名作《卢塞恩》。
回到俄国,托尔斯泰重新开始他的农事改革,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促进社会进步。哥哥尼古拉的死让他震惊,他又一次思考死亡问题。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结婚。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托尔斯泰迅速进入创作的高产期。在爱情的荫庇下,他完成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战争与和平》被誉为是可以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作品,它的光荣和伟大在于托尔斯泰使俄国19世纪初的历史重新复活了,小说对卫国战争的描写和主要人物的塑造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安娜•卡列尼娜》在技巧上更加成熟,丰富的艺术经验支配着作品的思想,人类的欲望在这里暴露无疑。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当时俄国社会的描写外,还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列文便是他的化身,列文的苦恼正是托尔斯泰的苦恼。在《安娜•卡列尼娜》还未完稿前,他已经厌倦了,陷入死的眩惑之中,他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有强烈的死的欲望。他害怕自己会突然自杀,便把房间的绳子藏起来,不敢带猎枪打猎。在宗教狂乱之后,他发现民众的简单生活和信仰才是生活的真理。
紧张的精神探索又遭遇惨痛的社会现实。1882年他参加人口调查工作,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满目疮痍,他哭喊着,挥动拳头说:“人们不能这样地生活!”他改变了自己的贵族生活,根绝一切享乐,自己去锯木、煮汤、缝靴子,要用自己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面包,并终生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对抗。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这些行为,夫妇之间经常为此争吵。全欧洲的艺术家都希望他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认为托尔斯泰是在毁灭自己的艺术天才。但是,托尔斯泰不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1884-1886)里,他说:“只有为了团结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
他后期的重要作品有《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和《复活》(1899)等。《复活》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遗嘱,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高的山峰。七十高龄的托尔斯泰以伟人的姿态注视着他的过去、他的世界,《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最真实的诗。
1900-1910间,他最主要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他反对谎言,反对暴力,抨击各种迷信。他的思想使他与家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1910年10月28日,82岁的托尔斯泰突然离家出走。11月20日清晨,这位世界文豪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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