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五子良将之一的于禁在后世评价这么低?
于禁在后世评价还是非常的高。
裴松之:围而后降,法虽不赦;囚而送之,未为违命。禁曾不为旧交希冀万一,而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所以卒为降虏,死加恶谥,宜哉。
陈叔宝:李陵矢竭,不免请降,于禁水涨,犹且生获,固知用兵上术,世罕其人。
孔平仲:将军畴昔负朋友,若此昌豨犹得生。循环报复虽天意,壮士所惜唯功名。曹瞒相知三十年,临危不及庞明贤。归来头白已憔悴,泣涕顿首尤可怜。高陵画像何诡谲?乃令惭痛入九泉。淯水之师勇冠世,英雄成败皆偶然。
郝经:张辽、徐晃诸将壮猛有谋,亦关张之亚匹;然失身于操,终为勇而无义。
李贽:于禁最识大体,只为国家争胜负,不为一身辨曲直,真良将也。
王歆:世无百战百胜将军,禁逢霖雨,败于关某,不为耻也。然虽比类荀林父、孟明视,虽败而国家不替,然未闻其腆颜降敌也。使二子降楚归晋,吾恐不得死所也。禁为国家宿将,以威慑众,能治乱伍,亦当时之杰,惜乎为德不终。既为羽禽,复为吴得,送诣文帝,如此辗转,禁未羞死,独登高陵而突然惭恚发病乎?文帝所为亦过矣,非帝王之行,亦非君子之行,然大有为王仲宣作驴鸣之味,是名士行,真大快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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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禁(?-221年),字文则,泰山钜平(今山东泰安南)人。三国时期魏国武将。本为鲍信部将,后属曹操,曾于张绣造反时讨伐不守军纪的青州兵,同时为迎击敌军而固守营垒,因此曹操称赞他可与古代名将相比。
然而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襄樊之战中,于禁在败给关羽后投降,致使晚节不保。关羽败亡后,于禁从荆州获释到了吴国。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遣还于禁回魏,同年去世,谥曰厉侯,有一子于圭。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于禁
很多人质问,于禁为什么没有象庞德一样为国捐躯呢?于禁因贪生怕死而投降关羽的说法由来已久,历代三国研究家和爱好者大都如此判断。其证据在于陈寿在《三国志·于禁传》中记载的“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生死关头,于禁露出了求生的欲望,从“禁遂降”看,感觉几乎是没有抵抗,这确实有些令人不解,连曹操自己也说:“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
难道曹操真的错看了于禁吗?我认为,以于禁的为人,应当说不太可能为了保自己一条老命而屈膝投降。想当初官渡之战中,于禁的处境也是危机重重,险象环生,而曹操手下已经有很多人私下向袁绍示好,准备在有利的时机投降,而于禁却是始终如一效忠曹操,也没见他有什么贪生怕死的念头。从于禁身平的经历来看,实在无法得出其贪生怕死的结论。那么,为什么于禁会在晚年突然作出惊人之举呢?其中定有隐情。
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或许就象孔平仲诗中描绘的情形:“仓黄不暇恰步伍,攀缘蹙踏半死伤。计穷岂不欲奔走?四望如海皆茫茫。鼍鸣鱼跃尚恐惧,万一敌至谁敢当?”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队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了,根本就是坐以待毙。是无谓的抵抗,还是投降?这个选择恐怕已经在曹军将士的心中已经产生了。于禁作为最高统帅,又是官兵们敬重的对象,他的一举一动自然影响着整个七军的命运。
虽说于禁平时以法御下,但这并不表明他不关心自己的将士,其实往往越是刚毅的将领,越是体恤士卒,所谓恩威并施。从史书中所记载的“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见《三国志·孙权传》)等情况看,估计七军的绝大部分都跟随于禁投降了。如此大规模的投降,在这之前的三国交战史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这一段史料,我们可否这样设想:于禁会不会是因为顾及部下的生命,不愿自己的士兵白白送死而被迫投降的呢?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不但有,而且很大。面对平日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三万人的性命,这对于一个将领来说,该是多么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甚至远远大过关羽投降曹操时所面临的,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或许是于禁唯一的选择了。
那么为什么庞德就没有投降呢?难道真是庞德比于禁更为忠贞不渝?笔者以为这倒未必,因为庞德即使是想投降,只怕也没那个条件。我们从《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中就可以找到一个欲降不能的例子:授大呼曰:“授不降也,为军所执耳!”太祖与之有旧,逆谓授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禽也!”授对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见禽耳。”太祖曰:“本初无谋,不用君计,今丧乱过纪,国家未定,当相与图之。”授曰:“叔父、母、弟,县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太祖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
从沮授所说“叔父、母、弟,县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家人或者家族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投降。沮授之不降,并非不想而是不能。庞德战死之后,“太祖闻而悲之,为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曹丕继位之后,又追谥庞德为壮侯,并再次对庞德的几个儿子进行封赏。单从家族利益上说,庞德的战死,显然是值得的,而假如庞德选择投降的话,以他曾经是马超部下,堂兄庞柔又在蜀汉的背景,一家老小极有可能受到诛连,弄不好就是灭门之祸。两相比较之下,我们倘且不论庞德是否忠贞不渝,庞德的战死都已经是必然的了。
我们再反过来看于禁,于禁跟曹操的关系非同一般,一起出生入死三十年,相信于禁也很清楚,即使他投降了,曹操念及旧情,也不会对他的家小怎样。这样一来,同在滔滔洪水中的于禁与庞德,其所面临的选择就截然不同,庞德身负一家老小的前程,但求一死,而于禁却在三万将士性命的重压之下,唯有一降。
以上都是从于禁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笔者认为: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关羽根本就不想杀于禁,于禁不降也算降了,想死都没有机会了。我们可以看看《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中的一段记载: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我们都知道:关羽也曾经兵败被俘,在曹操手下呆过一段时间。从这段史料看,关羽和徐晃的私交不错。而于禁作为曹操手下最知名的将领,很可能与关羽的关系也不错。加上关羽那种知恩图报的性格,极有可能不加害于禁。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也很大。毕竟关羽还欠着曹操的一个人情没还,留下于禁的性命不也等于还人情吗?所以关羽选择了将于禁关押起来,一来等以后还人情,二来利用于禁的被俘打击曹军的士气,这样一来,于禁就更是有口难辩了。
其实于禁的投降不但客观上帮助了孙权,也间接地解除了关羽对曹操的巨大威胁。《三国志?吕蒙传》中记载: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
于禁和手下三万之众的投降,造成了关羽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短缺,关羽不得已才“擅取湘关米”。孙权利用这个借口对荆州发动进攻并且取得胜利。这一点不但于禁自己没有想到,就连关羽都没有意识到。
于禁被俘后不久,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夺取荆州,于禁又落入孙权之手,不但沦为孙权向曹操索取更多利益的筹码,还一度成为东吴大臣羞辱的对象。史料中记载了于禁在东吴的两个片段: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见《三国志·虞翻传》)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见《三国志·虞翻传》注引《吴书》)从这两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于禁这时候的日子过的简直是生不如死,受尽侮辱。不过最悲惨的时刻还在后面等着他。
于禁在东吴被扣留了一段时间以后,孙权见于禁已经没有了什么利用价值,便把他送回了曹魏。于禁回到故土,这时候的他已经是“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这时候曹操已死,曹丕执掌大权,不过这位后来的魏文帝显然没打算放过于禁。曹丕表面上用昔日荀林父、孟明视的故事安慰于禁,而且还授予他一个安远将军的封号;暗地里又派人在高陵的墙壁画上水淹七军时庞德英勇不屈、于禁屈膝投降的场面,并派于禁去拜陵。终于使于禁羞愧而死。
于禁的一生让人感到惋惜。作为一代名将,于禁立下了无数战功,声名显赫;作为战俘,于禁没有选择杀身成仁,这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中很容易遭人垢病。《三国志》中说他“弗克其终”,虽然有些怒其不争,但在笔者看来,更多的却是哀其不幸。掩卷之余,笔者也忍不住会想,倘若我们处在当时于禁的位置,又会做出何种抉择呢?
于禁,魏国五良将之一。他最早随鲍信起兵,后来又一起归附曹操,被任为官军司马。从此跟随曹操四处征战。有一次曹操的青州兵四处抢劫,被于禁追杀后就去告发于禁叛变,恰好此时张绣叛变来攻,于禁就先扎下营寨才去见曹操,曹操问他怎么不先来解释,于禁认为分辩事小,退敌事大,曹操因此十分高兴,于是封他为益寿亭侯。后来败吕布,破袁绍,于禁与其它五良将都轮流任先锋官而表现活跃。还有一次曹操厌恶朱灵并想撤掉他的兵权,就派于禁去办,于禁手执文书仅带数十骑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就是这样地令人畏惧,被迁至左将军。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包围曹仁,于禁去救援,但被水淹七军而被擒,于禁投降了敌人,而他手下的庞德却不屈被杀。后来关羽被孙权所破,于禁也就归属了吴国,直到黄初二年才被送回魏国,那时他都已经须发皆白,面容憔悴,泪流满面。曹丕就命他去拜见高陵 (曹操的陵墓),因为陵中画有他屈膝降敌,庞德不屈的图画,所以于禁不久就羞愧发病而死,死后追谥为厉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