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回答
展开全部
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公司成立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拉开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序幕。中国联通的成立是我国电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我国电信业乃至国内垄断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首例。本文揭秘了中国联通从筹备、成立到确立中国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地位的发展历程……
为了尽快在基础电信市场形成竞争格局，国家将扶持中国联通，使其尽快形成较强的竞争实力，作为电信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推进。
1992年年末，原机电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了组建“联合通信公司”的请示报告，寻求获得中国第二个基础电信业务特许经营权。
1993年4月，新一届政府刚成立，当时分管邮电的副总理邹家华还在原国家计委主任的办公室，找邮电部吴基传部长和电子部胡启立部长一起交办关于成立联通之事，要求邮电部予以支持。事后吴基传及时召开部党组会议，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改革的决策上来。
1993年9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听取了原电子部领导关于组建联通公司的汇报，建议相关部门在协商的基础上，“成立股份集团，促成此事”。
1993年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发文，同意由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联通公司按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组建，是一个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接受邮电部的行业管理。 1994年4月14日，邮电部作出批复，明确联通可经营长话、市话业务、无线通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同年6月18日，联通公司在国家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成立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于联通是我国电信行业乃至国内垄断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首例，它的成立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轰动的大事，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都刊发了消息，甚至连德高望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特意赶来，兴致勃勃地担任其顾问。
联通刚成立时被人们寄予厚望。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建设资金的严重缺乏、融资方式的不规范以及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的匮乏，联通并没有如人所愿地快速发展起来，没有成长为国务院领导所期望的“旗鼓相当、各具特色”的市场竞争主体之一。经过4年的发展，截至1998年年底，联通净资产只有23亿元，资产负债率却高达87%；苦心经营的移动电话业务仅占移动通信市场份额的7%，而数据、长话等业务基本上还是几张空牌照。
与拆分前的中国电信相比，中国联通的规模实力相差悬殊：净资产只有中国电信的1/261；业务收入不到16亿，为中国电信的1/112；移动通信用户只有100多万户，为中国电信的1/20。就像拳击台上一个孱弱的小孩面对一个健壮的大汉，二者根本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此，国务院领导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联通先天不足，要是信息产业部成立之后再成立联通就好了。”
在新一轮的电信改革浪潮中，如何走好联通这步棋，成为摆在电信改革设计者案头的一个重要课题。
1999年2月14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在审议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时，同时研究了中国联通的改组问题。会议明确了改组联通的几个原则：一是在摸清联通公司现有股权的基础上，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各类持股者的责权利关系进行规范；二是对联通公司国有资产实行产权管理一体化，改变目前由各股东各自为政、按区域分别成立联通分公司的局面，将各部门所属的国有资产统一由联通总部进行资本运作；三是联通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建若干专业运营公司，在总部的控股下，实行自主经营；四是就铁道、电力等部门的网络资产注入联通公司问题作出决策；五是信息产业部要根据国务院的决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扶持联通公司的有关政策。会议要求联通公司在信息产业部的指导下，尽快提出一个可行的改组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根据朱镕基总理的指示，1999年4月14日下午，吴邦国副总理主持会议，专题研究中国联通的重组与发展问题。会议认为，在加快中国电信重组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对联通发展的扶持力度，尽快提高联通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促进我国电信业的改革与发展。经过研究，会议提出了扶持联通发展的一揽子建议：一是将正在组建的中国寻呼集团公司成建制划入联通公司；二是我国CDMA移动通信网建设与经营统一由联通负责；三是将1998年国家发行的1000亿元财政债券中用于支持联通公司的10亿元转作国家资本金；四是同意联通建立国际出入口局，开办国际电信业务；五是信息产业部要根据联通公司发展的需要，从信息产业系统选调部分通信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充实到联通公司。
在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在信息产业部的具体运筹下，扶持联通的各项重大政策措施短时间破土而出，联通由此迈上了走向新生的重组之路。
1999年2月，国务院对联通的领导班子作出重大调整，正式任命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杨贤足为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信息产业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调一批司局级干部充实联通的领导力量，任命原信息产业部计划司司长王建宙为联通常务副总经理、原中国电信（香港）董事长石萃鸣为副总经理。再加上后来并入中国联通的国信寻呼公司的主要领导葛镭、李学谦等，一批具有深厚邮电背景且管理经验丰富的高管“空降”联通，为联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另外，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杨贤足还开列了一个300人的技术业务骨干名单，信息产业部大部分予以满足。
为了迅速壮大联通的规模实力，国务院将正准备上市的国信寻呼成建制划入了联通。根据最初的电信改革方案，1998年9月，从中国电信剥离出来的全国寻呼业务单独组建了国信寻呼集团公司。截至1998年年底，国信寻呼拥有总资产168亿元，净资产69亿元；公司主营业务收入90亿元，利润总额13.6亿元；拥有3400万用户，占全国寻呼市场的60％以上。可能今天的人无法想象，当年寻呼业务（俗称“BP机”）还是一项十分红火的业务，用户规模远远超过移动电话用户数，而且现金流充裕，利润可观。为了满足上市的需要，在寻呼业务剥离时，几乎没有背负原有企业的负债、离退休人员等包袱，称得上是优质资产剥离。因此，当1999年5月20日，国信寻呼带着比“婆家”多出两倍的净资产、能赚钱的买卖和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管理技术人员，正式“嫁”给中国联通时，人们戏称是“大家闺秀嫁了个穷秀才”。应该说，国信寻呼成建制并入联通，为联通的成功上市和加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联通还从上到下获得了一批具有丰富电信运营经验的人才，这对人才匮乏的联通来讲也是十分可贵的。
中国联通的发展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紧迫问题，国务院要求信息产业部予以解决，但此时的信息产业部已经实现政企分开，自身并没有钱。怎么办？吴基传经过深入思考，决定从当时尚未明确归属的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调拨部分资金。他要求时任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董事长的王晓初，减持中国电信（香港）所持有的香港电讯的部分股票，筹集5亿美元上交财政部，财政部再将40亿元人民币作为国家资本金拨付联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办法是否合法。吴基传解释说，中国电信是国有企业，卖出部分股票符合国家关于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为支持联通的发展，财政部还把1998年国家财政债券中用于支持联通公司的10亿元转作国家资本金。国家还为联通提供了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与此同时，联通法人股资本金也从13.4亿元增加到31亿元。
通过一系列大手笔的资本结构重组，联通的总股本迅速增加到158.8亿元，其中国家注资126亿元，占79%，成为绝对的控股股东，其他15家股东则变成了仅占二成股份的小股东。联通增资扩股后，资产负债率大大降低，再加上国信寻呼所带来的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使得联通后来的成功上市成为可能。
为了支持联通的发展，国务院还曾决定把从铁道部分离出来的铁通公司并入联通。但由于铁通公司人员包袱沉重，最终双方协商未果。同时，还决定把四个城市的CDMA长城网也划转联通统一建设经营。
1995年8月，原邮电部与总参通信部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在全国采用CDMA制式，建立800兆蜂窝移动通信网络。1996年4月，两部确定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城市建立CDMA试验网，双方各投资50%。此后，四个城市的长城商用试验网相继开通。1998年，中央发出了军队不得经商的命令，长城网的命运面临转折。此时，中国电信正在进行重组，信息产业部有意将长城网留在拆分后的中国电信。但国务院领导认为中国电信拆分后规模仍然过于庞大，如果再拥有移动牌照，刚刚分离出来的中国移动和正在重组中的中国联通很难与其形成有效竞争。信息产业部又建议将长城网转归中国卫通，借此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国务院初步同意了这个建议，中国卫通也很快与军队签订了转让长城网的框架协议。中国联通获知此事后，积极向国务院领导争取，希望能把4个城市的CDMA资产划归自己。国务院从扶持联通发展的角度出发，同意了其要求。
1999年5月，朱镕基总理访美归来，将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叫到一起，研究长城网的归属问题。当时确定了几条原则：一、由于中央已经决定军队不再经商，军队一定要从长城网中退出；二、完成政企分开的中国电信也必须与CDMA长城网脱钩；三、将剥离后的长城网资产并入中国联通。1999年6月18日，中国联通副总裁王建宙在香港举行的世界CDMA大会上透露，中国联通已获得信息产业部授权，将统一建设和运营CDMA网络。此后的两个月，信息产业部连续发文，要求中国电信最晚不超过1999年年底撤出CDMA项目；2000年7月，国务院发文，要求军队撤出CDMA项目。2001年1月，中国联通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经过几个月的资产清算，原军队所有的133CDMA移动通信网，正式移交给联通公司；原分配给军队的2×10兆赫蜂窝移动通信频率和移动电话码号资源，一并划拨给联通建设、运营和管理。
在国家一系列人力、财力的政策扶持下，曾经严重“贫血”的联通元气大增。此后，通过果断清理“中中外”项目和适时重组上市，联通从一个资产结构和管理上比较分散的公司，迅速整合为一个集中、统一、高效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规范治理的大型电信企业，确立了在中国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的地位。联通的发展壮大，为国内电信市场创造了真正的竞争机制。
为了尽快在基础电信市场形成竞争格局，国家将扶持中国联通，使其尽快形成较强的竞争实力，作为电信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推进。
1992年年末，原机电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了组建“联合通信公司”的请示报告，寻求获得中国第二个基础电信业务特许经营权。
1993年4月，新一届政府刚成立，当时分管邮电的副总理邹家华还在原国家计委主任的办公室，找邮电部吴基传部长和电子部胡启立部长一起交办关于成立联通之事，要求邮电部予以支持。事后吴基传及时召开部党组会议，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改革的决策上来。
1993年9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听取了原电子部领导关于组建联通公司的汇报，建议相关部门在协商的基础上，“成立股份集团，促成此事”。
1993年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发文，同意由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联通公司按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组建，是一个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接受邮电部的行业管理。 1994年4月14日，邮电部作出批复，明确联通可经营长话、市话业务、无线通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同年6月18日，联通公司在国家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成立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于联通是我国电信行业乃至国内垄断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首例，它的成立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轰动的大事，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都刊发了消息，甚至连德高望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特意赶来，兴致勃勃地担任其顾问。
联通刚成立时被人们寄予厚望。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建设资金的严重缺乏、融资方式的不规范以及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的匮乏，联通并没有如人所愿地快速发展起来，没有成长为国务院领导所期望的“旗鼓相当、各具特色”的市场竞争主体之一。经过4年的发展，截至1998年年底，联通净资产只有23亿元，资产负债率却高达87%；苦心经营的移动电话业务仅占移动通信市场份额的7%，而数据、长话等业务基本上还是几张空牌照。
与拆分前的中国电信相比，中国联通的规模实力相差悬殊：净资产只有中国电信的1/261；业务收入不到16亿，为中国电信的1/112；移动通信用户只有100多万户，为中国电信的1/20。就像拳击台上一个孱弱的小孩面对一个健壮的大汉，二者根本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此，国务院领导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联通先天不足，要是信息产业部成立之后再成立联通就好了。”
在新一轮的电信改革浪潮中，如何走好联通这步棋，成为摆在电信改革设计者案头的一个重要课题。
1999年2月14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在审议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时，同时研究了中国联通的改组问题。会议明确了改组联通的几个原则：一是在摸清联通公司现有股权的基础上，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各类持股者的责权利关系进行规范；二是对联通公司国有资产实行产权管理一体化，改变目前由各股东各自为政、按区域分别成立联通分公司的局面，将各部门所属的国有资产统一由联通总部进行资本运作；三是联通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建若干专业运营公司，在总部的控股下，实行自主经营；四是就铁道、电力等部门的网络资产注入联通公司问题作出决策；五是信息产业部要根据国务院的决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扶持联通公司的有关政策。会议要求联通公司在信息产业部的指导下，尽快提出一个可行的改组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根据朱镕基总理的指示，1999年4月14日下午，吴邦国副总理主持会议，专题研究中国联通的重组与发展问题。会议认为，在加快中国电信重组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对联通发展的扶持力度，尽快提高联通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促进我国电信业的改革与发展。经过研究，会议提出了扶持联通发展的一揽子建议：一是将正在组建的中国寻呼集团公司成建制划入联通公司；二是我国CDMA移动通信网建设与经营统一由联通负责；三是将1998年国家发行的1000亿元财政债券中用于支持联通公司的10亿元转作国家资本金；四是同意联通建立国际出入口局，开办国际电信业务；五是信息产业部要根据联通公司发展的需要，从信息产业系统选调部分通信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充实到联通公司。
在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在信息产业部的具体运筹下，扶持联通的各项重大政策措施短时间破土而出，联通由此迈上了走向新生的重组之路。
1999年2月，国务院对联通的领导班子作出重大调整，正式任命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杨贤足为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信息产业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调一批司局级干部充实联通的领导力量，任命原信息产业部计划司司长王建宙为联通常务副总经理、原中国电信（香港）董事长石萃鸣为副总经理。再加上后来并入中国联通的国信寻呼公司的主要领导葛镭、李学谦等，一批具有深厚邮电背景且管理经验丰富的高管“空降”联通，为联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另外，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杨贤足还开列了一个300人的技术业务骨干名单，信息产业部大部分予以满足。
为了迅速壮大联通的规模实力，国务院将正准备上市的国信寻呼成建制划入了联通。根据最初的电信改革方案，1998年9月，从中国电信剥离出来的全国寻呼业务单独组建了国信寻呼集团公司。截至1998年年底，国信寻呼拥有总资产168亿元，净资产69亿元；公司主营业务收入90亿元，利润总额13.6亿元；拥有3400万用户，占全国寻呼市场的60％以上。可能今天的人无法想象，当年寻呼业务（俗称“BP机”）还是一项十分红火的业务，用户规模远远超过移动电话用户数，而且现金流充裕，利润可观。为了满足上市的需要，在寻呼业务剥离时，几乎没有背负原有企业的负债、离退休人员等包袱，称得上是优质资产剥离。因此，当1999年5月20日，国信寻呼带着比“婆家”多出两倍的净资产、能赚钱的买卖和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管理技术人员，正式“嫁”给中国联通时，人们戏称是“大家闺秀嫁了个穷秀才”。应该说，国信寻呼成建制并入联通，为联通的成功上市和加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联通还从上到下获得了一批具有丰富电信运营经验的人才，这对人才匮乏的联通来讲也是十分可贵的。
中国联通的发展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紧迫问题，国务院要求信息产业部予以解决，但此时的信息产业部已经实现政企分开，自身并没有钱。怎么办？吴基传经过深入思考，决定从当时尚未明确归属的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调拨部分资金。他要求时任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董事长的王晓初，减持中国电信（香港）所持有的香港电讯的部分股票，筹集5亿美元上交财政部，财政部再将40亿元人民币作为国家资本金拨付联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办法是否合法。吴基传解释说，中国电信是国有企业，卖出部分股票符合国家关于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为支持联通的发展，财政部还把1998年国家财政债券中用于支持联通公司的10亿元转作国家资本金。国家还为联通提供了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与此同时，联通法人股资本金也从13.4亿元增加到31亿元。
通过一系列大手笔的资本结构重组，联通的总股本迅速增加到158.8亿元，其中国家注资126亿元，占79%，成为绝对的控股股东，其他15家股东则变成了仅占二成股份的小股东。联通增资扩股后，资产负债率大大降低，再加上国信寻呼所带来的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使得联通后来的成功上市成为可能。
为了支持联通的发展，国务院还曾决定把从铁道部分离出来的铁通公司并入联通。但由于铁通公司人员包袱沉重，最终双方协商未果。同时，还决定把四个城市的CDMA长城网也划转联通统一建设经营。
1995年8月，原邮电部与总参通信部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在全国采用CDMA制式，建立800兆蜂窝移动通信网络。1996年4月，两部确定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城市建立CDMA试验网，双方各投资50%。此后，四个城市的长城商用试验网相继开通。1998年，中央发出了军队不得经商的命令，长城网的命运面临转折。此时，中国电信正在进行重组，信息产业部有意将长城网留在拆分后的中国电信。但国务院领导认为中国电信拆分后规模仍然过于庞大，如果再拥有移动牌照，刚刚分离出来的中国移动和正在重组中的中国联通很难与其形成有效竞争。信息产业部又建议将长城网转归中国卫通，借此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国务院初步同意了这个建议，中国卫通也很快与军队签订了转让长城网的框架协议。中国联通获知此事后，积极向国务院领导争取，希望能把4个城市的CDMA资产划归自己。国务院从扶持联通发展的角度出发，同意了其要求。
1999年5月，朱镕基总理访美归来，将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叫到一起，研究长城网的归属问题。当时确定了几条原则：一、由于中央已经决定军队不再经商，军队一定要从长城网中退出；二、完成政企分开的中国电信也必须与CDMA长城网脱钩；三、将剥离后的长城网资产并入中国联通。1999年6月18日，中国联通副总裁王建宙在香港举行的世界CDMA大会上透露，中国联通已获得信息产业部授权，将统一建设和运营CDMA网络。此后的两个月，信息产业部连续发文，要求中国电信最晚不超过1999年年底撤出CDMA项目；2000年7月，国务院发文，要求军队撤出CDMA项目。2001年1月，中国联通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经过几个月的资产清算，原军队所有的133CDMA移动通信网，正式移交给联通公司；原分配给军队的2×10兆赫蜂窝移动通信频率和移动电话码号资源，一并划拨给联通建设、运营和管理。
在国家一系列人力、财力的政策扶持下，曾经严重“贫血”的联通元气大增。此后，通过果断清理“中中外”项目和适时重组上市，联通从一个资产结构和管理上比较分散的公司，迅速整合为一个集中、统一、高效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规范治理的大型电信企业，确立了在中国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的地位。联通的发展壮大，为国内电信市场创造了真正的竞争机制。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