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的事迹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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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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