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统一西域后是如何开发新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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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后, 中国 史籍对西域的记载越来越多,也较为翔实。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8年,西汉武帝为了抗击北边的强敌匈奴,两次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共抗匈奴。张骞出使结果之一,是正式开辟了与西域的 交通 ,即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同时,汉武帝还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公元前104年,武帝又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此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注:《汉书》卷96《西域传》。)但是,当时西域诸国仍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在漠北草原建国的匈奴,自公元前207年冒顿单于即位后,日益强盛,不断攻掠汉朝北边。公元前177年左右,匈奴击走了在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注:《汉书》卷94《匈奴传》。)以后,“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注:《汉书》卷96《西域传》。)因此,当汉朝开通西域交通、据河西走廊后,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更为激烈。双方经过60多年的反复较量,终于在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罢僮仆都尉;汉以郑吉为都护,设立都护治下一整套管理机构,诸国“自译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几三百七十六人”。(注:《汉书》卷96《西域传》。)在西汉的有效管理下,西域的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下面我们先从中国史籍《汉书》、《后汉书》的《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情况,看两汉时期新疆开发总的概况。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大致所记是在“自宣、平”(公元前73年—前33年)后,西域“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的情况。
下面就《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顺序将西域诸国人口、城镇、经济等方面情况,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凡46国,内大月氏、乌孙为天山以北“行国”,而大月氏后为匈奴、乌孙所逼,迁至今中亚阿姆河北一带,征服大夏而居之。其余均为天山南城郭国,内也有所谓的“氐羌行国”,如若羌、西夜、休循、捐毒等。以上46国皆为当时汉西域都护管辖,或在今新疆境内者(大月氏曾在今新疆境内),其余所记在今中亚诸国,未列入表内。
从上表中可看出,《汉书》撰者所记西域诸城郭国的顺序基本上是以汉内地通西域的道路而排列,而通西域的道路又是与各城郭国的地理位置基本一致,且均与今新疆的地理环境,即沿沙漠边缘绿洲密切相关。也即是说,从公元前2世纪后,特别是在西汉经营西域60余年后,在今天新疆沙漠绿洲及山谷间,出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郭国。这些城郭国的人口差别较大,有如鄯善、扜弥、于阗、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那样人口上万的大国,也有许多仅有数百人的小国。其中以“田畜”(即农牧相兼)为主的城郭国有:鄯善(包括古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等25国;其余多为以游牧为主的“行国”。这一情况与公元前2世纪前新疆青铜 时代 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畜牧兼农业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将上述城郭国的经济类型与人口数联系起来,则可发现,以“田畜”为主的城郭国人口,比以畜牧为主的行国要多,说明在西域面积不大的绿洲上经营农牧业,要养活上万的人口,其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特别是且末以西诸国,“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即是说,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已相差无几。又《汉书·西域传》中记:若羌、鄯善,“山有铁,自作兵”;莎车、龟兹、山国、姑墨等国,有铁山或山出铁、铜。说明当时有的城郭国采矿(铁或铜)、冶炼手 工业 也较为发达。
此外,上述46国中,共记有24座城镇,占诸国总数的52%左右;有城镇说明其国居民主要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交通、商业较为发达。而这些城镇大多为其国都城,是 政治 和经济的中心。而有的国家的国都称为之“谷”,应主要是以游牧为主的诸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城镇的出现与发展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也即是说标志着当地的开发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施行错误的民族政策,西域诸国怨叛,复属于匈奴。东汉建立后,西域诸国不堪匈奴的压榨,纷纷遣使要求内属。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对之记载颇详。后东汉经营西域,重新设置都护、戊己校尉等,“自建武(25-56年——引者,下同)至于延光(122-125年),西域三绝三通”。按《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情况,“皆安帝(107-113年在位)末,班勇所记云”。(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因此,笔者将《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情况与大约60余年前《汉书·西域传》所记情况对比如下。
《后汉书·西域传》仅记载了西域一些国家的人口数,且自西汉末年以来,西域各国相互兼并,因此对各国人口的比较有些困难,但对其中一些城郭国的人口变化,还是可以有大致的了解。比如于阗,西汉时人口有3300户,19300人;《后汉书》记于阗人口猛增至户32000,口83000,人数增长3.3倍,其中应包括于阗兼并邻近皮山、渠勒及部分抒弥的人口。既便如此,于阗这60余年中人口的增长也是可观的。又如疏勒国,西汉时有户1510,口18647,《后汉书》仅记其户有21000,仅户数增长约12.9倍;焉耆国西汉有户4000,口32100,《后汉书》记其有户15000,口52000,人口增长62%,其中可能包括焉耆兼并邻近尉犁、危须、山国的部分人口。无论怎样,东汉城郭国人口比西汉时有较大的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标志着在这60多年内,西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在城镇建设方面,《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一些新的城镇名,如疏勒的桢中城,焉耆的南河城,车师后国的候城、金满城、且屯城,伊吾(今哈密)的屯城等。《后汉书·班超传》还记有疏勒的槃橐城、乌即城,姑墨的石城,龟兹的它乾城等。城镇的增加,也是西域进一步开发的标志之一。
《后汉书·西域传》于诸国经济状况记载不多,可能是因为撰者范晔因“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指《汉书·西域传》)”的原故。但是,《后汉书》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如记伊吾卢(即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又记蒲类国、东且弥国“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即是说此两国在东汉时已开始有了农业。又上引《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攻焉耆国,“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内记“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出焉耆牲畜数量之多,畜牧业之发达。
从上述两汉时期文献所记西域城郭国的人口、城镇、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可以大致了解两汉时西域开发的概貌。而开发西域的主要应是原居于该地的各族,包括塞人、吐火罗人等欧洲人种;也有从今天内蒙古、甘青一带迁入的以游牧为主的匈奴、羌人等蒙古人种。羌人的居地从东边的若羌,沿昆仑山直到帕米尔高原皆有。在今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东汉时的“汉归义羌长”铜印,说明羌人对新疆南部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此外,还有曾统治过西域的匈奴人,天山以北的乌孙、月氏、塞人,东汉末以来由中亚阿姆河一带迁入的贵霜人等,均对西域的开发起过重大的作用。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大致所记是在“自宣、平”(公元前73年—前33年)后,西域“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的情况。
下面就《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顺序将西域诸国人口、城镇、经济等方面情况,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凡46国,内大月氏、乌孙为天山以北“行国”,而大月氏后为匈奴、乌孙所逼,迁至今中亚阿姆河北一带,征服大夏而居之。其余均为天山南城郭国,内也有所谓的“氐羌行国”,如若羌、西夜、休循、捐毒等。以上46国皆为当时汉西域都护管辖,或在今新疆境内者(大月氏曾在今新疆境内),其余所记在今中亚诸国,未列入表内。
从上表中可看出,《汉书》撰者所记西域诸城郭国的顺序基本上是以汉内地通西域的道路而排列,而通西域的道路又是与各城郭国的地理位置基本一致,且均与今新疆的地理环境,即沿沙漠边缘绿洲密切相关。也即是说,从公元前2世纪后,特别是在西汉经营西域60余年后,在今天新疆沙漠绿洲及山谷间,出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郭国。这些城郭国的人口差别较大,有如鄯善、扜弥、于阗、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那样人口上万的大国,也有许多仅有数百人的小国。其中以“田畜”(即农牧相兼)为主的城郭国有:鄯善(包括古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等25国;其余多为以游牧为主的“行国”。这一情况与公元前2世纪前新疆青铜 时代 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畜牧兼农业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将上述城郭国的经济类型与人口数联系起来,则可发现,以“田畜”为主的城郭国人口,比以畜牧为主的行国要多,说明在西域面积不大的绿洲上经营农牧业,要养活上万的人口,其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特别是且末以西诸国,“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即是说,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已相差无几。又《汉书·西域传》中记:若羌、鄯善,“山有铁,自作兵”;莎车、龟兹、山国、姑墨等国,有铁山或山出铁、铜。说明当时有的城郭国采矿(铁或铜)、冶炼手 工业 也较为发达。
此外,上述46国中,共记有24座城镇,占诸国总数的52%左右;有城镇说明其国居民主要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交通、商业较为发达。而这些城镇大多为其国都城,是 政治 和经济的中心。而有的国家的国都称为之“谷”,应主要是以游牧为主的诸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城镇的出现与发展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也即是说标志着当地的开发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施行错误的民族政策,西域诸国怨叛,复属于匈奴。东汉建立后,西域诸国不堪匈奴的压榨,纷纷遣使要求内属。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对之记载颇详。后东汉经营西域,重新设置都护、戊己校尉等,“自建武(25-56年——引者,下同)至于延光(122-125年),西域三绝三通”。按《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情况,“皆安帝(107-113年在位)末,班勇所记云”。(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因此,笔者将《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情况与大约60余年前《汉书·西域传》所记情况对比如下。
《后汉书·西域传》仅记载了西域一些国家的人口数,且自西汉末年以来,西域各国相互兼并,因此对各国人口的比较有些困难,但对其中一些城郭国的人口变化,还是可以有大致的了解。比如于阗,西汉时人口有3300户,19300人;《后汉书》记于阗人口猛增至户32000,口83000,人数增长3.3倍,其中应包括于阗兼并邻近皮山、渠勒及部分抒弥的人口。既便如此,于阗这60余年中人口的增长也是可观的。又如疏勒国,西汉时有户1510,口18647,《后汉书》仅记其户有21000,仅户数增长约12.9倍;焉耆国西汉有户4000,口32100,《后汉书》记其有户15000,口52000,人口增长62%,其中可能包括焉耆兼并邻近尉犁、危须、山国的部分人口。无论怎样,东汉城郭国人口比西汉时有较大的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标志着在这60多年内,西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在城镇建设方面,《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一些新的城镇名,如疏勒的桢中城,焉耆的南河城,车师后国的候城、金满城、且屯城,伊吾(今哈密)的屯城等。《后汉书·班超传》还记有疏勒的槃橐城、乌即城,姑墨的石城,龟兹的它乾城等。城镇的增加,也是西域进一步开发的标志之一。
《后汉书·西域传》于诸国经济状况记载不多,可能是因为撰者范晔因“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指《汉书·西域传》)”的原故。但是,《后汉书》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如记伊吾卢(即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又记蒲类国、东且弥国“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即是说此两国在东汉时已开始有了农业。又上引《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攻焉耆国,“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内记“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出焉耆牲畜数量之多,畜牧业之发达。
从上述两汉时期文献所记西域城郭国的人口、城镇、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可以大致了解两汉时西域开发的概貌。而开发西域的主要应是原居于该地的各族,包括塞人、吐火罗人等欧洲人种;也有从今天内蒙古、甘青一带迁入的以游牧为主的匈奴、羌人等蒙古人种。羌人的居地从东边的若羌,沿昆仑山直到帕米尔高原皆有。在今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东汉时的“汉归义羌长”铜印,说明羌人对新疆南部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此外,还有曾统治过西域的匈奴人,天山以北的乌孙、月氏、塞人,东汉末以来由中亚阿姆河一带迁入的贵霜人等,均对西域的开发起过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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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称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建立西域都护府,从此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汉任命的管理新疆的最高官员是“西域都护”。在新疆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屯田,减轻了当地的经济负担,也为军队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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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统一西域后,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用来管理和开发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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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x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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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对西域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与其抗击匈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天山南北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曾创建了威震欧亚大陆的奴隶主政权。公元前176年,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将西域“三十六国”尽收其治下,并在焉耆、尉犁之间设置了“僮仆(奴隶)都尉”负责收取赋税,管理当地事务。夺取西域使匈奴获得后勤粮饷保障,于是经常发兵劫掠汉朝边境地区,对西汉王朝政治统治构成威胁。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为了能够打败匈奴,派遣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计划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是汉朝派遣到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第一位政府官员。张骞的西使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为此,司马迁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亦即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活动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之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扩展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联系。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西使,前往伊犁河流域商议与乌孙结盟事宜。经过张骞的多方努力,致使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为此,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关系。汉朝与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扩散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汉朝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其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翌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西汉王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设“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应是西汉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复遭自然灾害,局势动荡不定,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在争斗中恐遭不幸,遂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闻讯,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郑吉前往迎接,至此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消,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府治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在此之前,郑吉曾就任“护鄯善以西使者”,专事保护西域南麓通道诸地,现在就不同了,“西域都护”承担着管理保护整个天山南北各地重任,这一名称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同匈奴人设立的“僮仆都尉”有很大区别。郑吉之后,已知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姓名的的共有18位,20世纪30年代,人们曾在裕勒都斯地方发现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
“西域都护”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天山南北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一部分。自此,西域各地进入中央政府有序的军政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统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吏;又委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颁发汉朝印绶,允准其按照本地习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务,1953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为避免西域各地遭受匈奴的侵袭,汉朝还在天山南北驻兵设防,为减轻各族民众负担,同时实行屯田以解决驻军官吏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使“丝绸之路”更加畅达。西汉中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密切了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治理方略,先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该地军政事务,像著名的“定远侯”班超就曾担任过西域都护多年。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例如班超之子班勇就先后于公元125—127年间以西域长史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为东汉政府统辖西域军政事务建立了功绩。
自西汉王朝完成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之后,我国历代中央政府一直没有间断对西域各地的政治管理,虽然期间由于中原时局的变化,对西域各地的管辖时强时弱,治理政策呈现出不同特点。至1884年新疆建省,管理制度与内地一致起来,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治理的完善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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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对西域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与其抗击匈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天山南北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曾创建了威震欧亚大陆的奴隶主政权。公元前176年,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将西域“三十六国”尽收其治下,并在焉耆、尉犁之间设置了“僮仆(奴隶)都尉”负责收取赋税,管理当地事务。夺取西域使匈奴获得后勤粮饷保障,于是经常发兵劫掠汉朝边境地区,对西汉王朝政治统治构成威胁。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为了能够打败匈奴,派遣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计划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是汉朝派遣到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第一位政府官员。张骞的西使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为此,司马迁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亦即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活动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之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扩展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联系。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西使,前往伊犁河流域商议与乌孙结盟事宜。经过张骞的多方努力,致使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为此,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关系。汉朝与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扩散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汉朝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其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翌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西汉王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设“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应是西汉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复遭自然灾害,局势动荡不定,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在争斗中恐遭不幸,遂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闻讯,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郑吉前往迎接,至此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消,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府治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在此之前,郑吉曾就任“护鄯善以西使者”,专事保护西域南麓通道诸地,现在就不同了,“西域都护”承担着管理保护整个天山南北各地重任,这一名称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同匈奴人设立的“僮仆都尉”有很大区别。郑吉之后,已知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姓名的的共有18位,20世纪30年代,人们曾在裕勒都斯地方发现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
“西域都护”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天山南北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一部分。自此,西域各地进入中央政府有序的军政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统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吏;又委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颁发汉朝印绶,允准其按照本地习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务,1953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为避免西域各地遭受匈奴的侵袭,汉朝还在天山南北驻兵设防,为减轻各族民众负担,同时实行屯田以解决驻军官吏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使“丝绸之路”更加畅达。西汉中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密切了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治理方略,先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该地军政事务,像著名的“定远侯”班超就曾担任过西域都护多年。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例如班超之子班勇就先后于公元125—127年间以西域长史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为东汉政府统辖西域军政事务建立了功绩。
自西汉王朝完成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之后,我国历代中央政府一直没有间断对西域各地的政治管理,虽然期间由于中原时局的变化,对西域各地的管辖时强时弱,治理政策呈现出不同特点。至1884年新疆建省,管理制度与内地一致起来,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治理的完善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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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都护”设立是新疆地区统一于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专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统领西域各地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吏; 委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颁发汉朝印绶,允准其按照本地习俗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令其遣子入侍、贡献方物;
并驻军镇守,进行屯田戍边,设立烽燧、驿站维护交通畅达,极大地推动了“丝绸之路”沿途的经济发展。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统治,先设立“西域都护”管理该地军政事务,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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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
1、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2、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它是先秦时期以后中原地区同西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
3、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相关政策,也因为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而成为后代中央王朝统治者仿效的范例。
并驻军镇守,进行屯田戍边,设立烽燧、驿站维护交通畅达,极大地推动了“丝绸之路”沿途的经济发展。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统治,先设立“西域都护”管理该地军政事务,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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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2、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它是先秦时期以后中原地区同西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
3、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相关政策,也因为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而成为后代中央王朝统治者仿效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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