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如何将曾国藩推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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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长达十四年的战乱，七千万生灵涂炭。两千年的中华文明险些被由基督教异化而来的“拜上帝教”取代。
这样一场浩劫除了如历史课本中所说的“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了部分调整”，还有一个积极作用便是成就了一批近代的能臣，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为大清国又续航六十余年，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诸多晚清名臣中，曾国藩最为传奇，本为一介文官，而且还是文官中最缺乏行政经验的京官。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个京官，却成了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角，立下不世战功。他一手训练出来湘勇竟然成为近现代军队的雏形。
曾国藩的故事受各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备受争议，也颇有戏剧性。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因其残酷镇压太平军，冠绰号“曾剃头”，将惨无人道的形象进入了历史教科书。可时过境迁，随着《曾国藩家书》在各地新华书店的出版销售，曾国藩转身变成了一个“圣人”的形象，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展示得淋漓尽致。
他从湘潭一介布衣到刑部右侍郎，再到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在门生故吏满天下之后竟能落一个难得的善终，这又成了当下成功学最好的素材。
当我们撕去他身上的种种标签，摘掉自己的有色眼睛，重新审视一下曾国藩，看看如何一步步走向神坛。
咸丰四年（1855年），曾国藩奉命率大小战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浩浩荡荡沿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会师，合击南京。
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他有理由相信消灭太平天国在此一战。因为所率领的湘军是当时中国最先进、装备最精良的内河水师，堪称大清国的“无敌舰队”。
两年前曾国藩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并从配置了大批洋炮。他为了鼓励士兵积极性，一改既往清军的“低饷制”。湘军士兵每月四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
他主张“将必亲选，兵必自募” ，即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最终“全军二万人，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这支军队是曾国藩自己从零组建的，从士卒到军饷，从战船到火炮，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为了争取充足的时间来训练水师、安装火炮战舰，甚至接连三次抗旨出兵，惹得咸丰皇帝大怒。
湘军誓师出发后，收复长沙、武昌、汉口，相比之下朝廷的嫡系部队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始终毫无战功。
而此时的太平天国气势也是如日中天，正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姿态与英法建交，比如翼王石达开接见英国公使文咸爵士，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同时太平军的武器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建立了各种兵工厂，如兴国子药厂、湖口火药局、吉安的船炮局、安庆的船炮厂、武昌的铸炮局。这些兵工厂源源不断的为前线送去枪支、火炮、弹药。
最高明的一点《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一次土地革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虽然这些政策可行性为零，但是从宣传上却极具煽动性，直击清政府吏治腐败的软肋。
咸丰登基后适逢太平天国起义，黄金白银花了无数不但没有尺寸之功，还丢了半壁江山。当听闻曾国藩的收复长沙、武昌的捷报时，大喜过望。在他来，只要曾国藩率领湘军沿江而下，与江南大营的向荣和江北大营的琦善会师，强强联手，南京城便不攻自破。
他期待这场胜利太久了。
他鼓励向荣“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他恐吓琦善“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同时催促曾国藩“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总之大家快一点、再快一点。
咸丰四年（1855年），曾国藩奉命率水师行至江西九江，洪秀全大惊失色。九江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之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非常关键。太平军已经丢掉了长沙、武昌和汉口，如果九江保不住，整个长江防线便岌岌可危。
洪秀全紧急命令杨秀清与石达开收缩战线，在九江集重兵阻击曾国藩东进。
石达开不愧是一代名将，他将湘军100多艘轻便小船诱入鄱阳湖内，然后封锁湖口。结果停在长江的大船没有小船支持，机动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而困在鄱阳湖的小船，失去了大船的依靠，几乎丧失战斗力。
十多天后，湘军水师被石达开偷袭，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左冲右突无路可逃，最后连船上的管驾官、监印官都阵亡了。遭此大败，曾国藩眼看在劫难逃，索性投水自尽，好在被将士救出。
关于投水自尽，曾国藩一年前在长沙靖港兵败时，已经干过一次了。有人认为这是在政治作秀，表演给上边的皇帝和下边的士兵看的。可当我们了解到曾国藩筹备湘军的过程，才能看到他三年来心血付之一炬的绝望。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起，石达开接连攻占瑞州、峡江、临江、袁州等城，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曾国藩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
这时的曾国藩在战场与官场遇到了双重的低谷，除了战场上被太平军压制处于被动地位，曾国藩最为头疼的是身份问题。
当初他在老家为母亲守孝期间，恰逢兵乱，临危受命兴办团练。团练这个职务，本是一个闲置，宋代大文豪苏轼在黄州也曾担任过，他凭吊古迹、感悟人生，还留下传颂千古的《赤壁赋》。
但是曾国藩却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闲职，曾兼任兵部侍郎的他，甚至清政府八旗军和绿营军的腐朽，决定利用这个战乱的机会打造一支可以保家卫国的强军。他利用文字游戏哄骗咸丰皇帝许诺他扩大团练的规模，自行招兵筹饷，这才有了后来的湘军。
当时曾国藩的身份是“在籍侍郎”，无官无职，无品无级。类似于今天的前任副部长，常理说他守孝期满后，官复原职或者给予同一级别的官职。
那么，当他收复湖南湖北后仍有没有加封官职吗？没有！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早在曾国藩攻破武昌时，咸丰已经下诏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不料彭蕴章露诋毁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一呼，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量小多疑的咸丰听闻一身冷汗，再也顾不得天子颜面，没等到曾国藩上书谢恩的奏折入京，索性又一纸诏书，免去曾国藩的湖北巡抚，把巡抚给了胡林翼。
以前虽然没有官职，但毕竟在老家湘潭附近，本土作战，才能屡有战功。如今兵败受挫，客居江西，形同乡绅，如何调动文武官吏，如何去指挥江西军政大事。
何况当地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气量狭隘，看着名不正言不顺的曾国藩兵败江西，经常对湘军胡乱指挥，让将士无所适从。看到曾国藩态度强硬，陈启迈竟然以拒绝提供粮饷相威胁。
曾国藩忍无可忍一纸奏疏弹劾了江西巡抚，没想到这却激起了江西文官集团更大的报复。江西司、道、府、县官员均表态与曾国藩水火不容，他们打击近亲湘军的乡绅，通过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
曾国藩日记中道：“士饥将困，窘若拘求，群疑众侮，积泪涨江”。
偏偏此时咸丰再次发难，对曾国藩的责备之词跃然纸上：“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加该侍郎以贻误之罪，该侍郎何颜对江西士民耶”。
正巧曾国藩父亲去世，他本想以回家守孝为由要挟皇帝，来讨一个名正言顺的巡抚或者总督。结果咸丰看到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战事进展顺利，南京之日可破，干脆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放他回去丁忧守孝。
这一年是咸丰四年，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他回到湘潭，脾气糟到了极点，理学家的风度完全扔到了一边。他大骂江西文武百官，接着骂弟弟，弟弟骂跑了就骂弟媳。
他气愤难平，一个个湘军部下，要么升任巡抚、总督，要么加太子太保、赏黄马褂，唯独湘军创始人赋闲在家。待太平天国平定以后，论功行赏，岂不是千古笑柄。
好在他的理学根基促使他开始反思，写信还好友，求取意见，总结教训。他读着以前与好友骆秉章的来往书信稿件，好生惭愧，终于意识到自己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高己卑人。
儒家圣人讲究“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前朝海瑞、方孝孺如也只是做到了立德、立言也可千古流芳。可曾国藩不满足于此，他还要立功，而且是如同郭子仪、王阳明那般中兴王朝的不世之功。这仅靠道德与信仰是就不够了，需要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所有人帮助自己。
身处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系统中，面对太平天国这个强大的敌人，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当然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洁身自好。但要躬身入局去解决具体的困难，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世故、圆滑、潜规则便成了必要的手段。
正如王阳明在江西“龙场悟道”一般，曾国藩在湖南湘潭悟道，放弃了愤世嫉俗，跟随前辈走向了“知行合一”。晚年他回忆守孝这两年，自称“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得他人不是，自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总见他人几分是处，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本以为剿灭太平天国已经与自己无缘了，可谁能料到，天才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不仅再一次攻陷江南、江北大营，还顺势占领了苏州、杭州等地。咸丰看着收复南京计划失败，还把税赋重镇苏杭丢了，无计可施之下极不情愿地诏回了曾国藩。
出山后的曾国藩磨去了尖锐的棱角，不再直言顶撞皇帝，与朋友书信往来变得愈加恭敬谦让，每到一处上至巡抚下至县令都要亲自拜访，为了鼓舞士气，他甚至默许了湘军将领的灰色收入。
他与府中的幕僚们亦师亦友，尤其是李鸿章，他毫无保留地培养。到后来不惜“截湘留淮”，既保存了自身，也让这一支近代的军队以李鸿章淮军的形式得以传承。
他真正做到了和光同尘，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乃大争。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领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总理江西、江苏、安徽军政）。他终于摘掉了“在籍侍郎”的帽子，成了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人。
在接下来的征战中，从安庆至南京，曾国藩没有传奇故事，也没有奇谋妙计，自称“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因为所有转变由内而外，内心既然脱胎换骨，外在自然无比强大。
湘军攻破南京前后，曾国藩的幕僚官至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出使大臣5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巡抚28人、总督16人，可谓“湘系文武半天下”。
虽然曾国藩的努力仍然没能挽救大清国，但他一路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走出了一个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封神之路。
参考文献：
《曾国藩全集》 岳麓书社 2011年
《清史稿》民国 赵尔巽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曾国藩传》 张宏杰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
这样一场浩劫除了如历史课本中所说的“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了部分调整”，还有一个积极作用便是成就了一批近代的能臣，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为大清国又续航六十余年，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诸多晚清名臣中，曾国藩最为传奇，本为一介文官，而且还是文官中最缺乏行政经验的京官。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个京官，却成了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角，立下不世战功。他一手训练出来湘勇竟然成为近现代军队的雏形。
曾国藩的故事受各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备受争议，也颇有戏剧性。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因其残酷镇压太平军，冠绰号“曾剃头”，将惨无人道的形象进入了历史教科书。可时过境迁，随着《曾国藩家书》在各地新华书店的出版销售，曾国藩转身变成了一个“圣人”的形象，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展示得淋漓尽致。
他从湘潭一介布衣到刑部右侍郎，再到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在门生故吏满天下之后竟能落一个难得的善终，这又成了当下成功学最好的素材。
当我们撕去他身上的种种标签，摘掉自己的有色眼睛，重新审视一下曾国藩，看看如何一步步走向神坛。
咸丰四年（1855年），曾国藩奉命率大小战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浩浩荡荡沿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会师，合击南京。
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他有理由相信消灭太平天国在此一战。因为所率领的湘军是当时中国最先进、装备最精良的内河水师，堪称大清国的“无敌舰队”。
两年前曾国藩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并从配置了大批洋炮。他为了鼓励士兵积极性，一改既往清军的“低饷制”。湘军士兵每月四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
他主张“将必亲选，兵必自募” ，即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最终“全军二万人，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这支军队是曾国藩自己从零组建的，从士卒到军饷，从战船到火炮，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为了争取充足的时间来训练水师、安装火炮战舰，甚至接连三次抗旨出兵，惹得咸丰皇帝大怒。
湘军誓师出发后，收复长沙、武昌、汉口，相比之下朝廷的嫡系部队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始终毫无战功。
而此时的太平天国气势也是如日中天，正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姿态与英法建交，比如翼王石达开接见英国公使文咸爵士，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同时太平军的武器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建立了各种兵工厂，如兴国子药厂、湖口火药局、吉安的船炮局、安庆的船炮厂、武昌的铸炮局。这些兵工厂源源不断的为前线送去枪支、火炮、弹药。
最高明的一点《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一次土地革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虽然这些政策可行性为零，但是从宣传上却极具煽动性，直击清政府吏治腐败的软肋。
咸丰登基后适逢太平天国起义，黄金白银花了无数不但没有尺寸之功，还丢了半壁江山。当听闻曾国藩的收复长沙、武昌的捷报时，大喜过望。在他来，只要曾国藩率领湘军沿江而下，与江南大营的向荣和江北大营的琦善会师，强强联手，南京城便不攻自破。
他期待这场胜利太久了。
他鼓励向荣“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他恐吓琦善“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同时催促曾国藩“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总之大家快一点、再快一点。
咸丰四年（1855年），曾国藩奉命率水师行至江西九江，洪秀全大惊失色。九江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之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非常关键。太平军已经丢掉了长沙、武昌和汉口，如果九江保不住，整个长江防线便岌岌可危。
洪秀全紧急命令杨秀清与石达开收缩战线，在九江集重兵阻击曾国藩东进。
石达开不愧是一代名将，他将湘军100多艘轻便小船诱入鄱阳湖内，然后封锁湖口。结果停在长江的大船没有小船支持，机动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而困在鄱阳湖的小船，失去了大船的依靠，几乎丧失战斗力。
十多天后，湘军水师被石达开偷袭，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左冲右突无路可逃，最后连船上的管驾官、监印官都阵亡了。遭此大败，曾国藩眼看在劫难逃，索性投水自尽，好在被将士救出。
关于投水自尽，曾国藩一年前在长沙靖港兵败时，已经干过一次了。有人认为这是在政治作秀，表演给上边的皇帝和下边的士兵看的。可当我们了解到曾国藩筹备湘军的过程，才能看到他三年来心血付之一炬的绝望。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起，石达开接连攻占瑞州、峡江、临江、袁州等城，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曾国藩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
这时的曾国藩在战场与官场遇到了双重的低谷，除了战场上被太平军压制处于被动地位，曾国藩最为头疼的是身份问题。
当初他在老家为母亲守孝期间，恰逢兵乱，临危受命兴办团练。团练这个职务，本是一个闲置，宋代大文豪苏轼在黄州也曾担任过，他凭吊古迹、感悟人生，还留下传颂千古的《赤壁赋》。
但是曾国藩却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闲职，曾兼任兵部侍郎的他，甚至清政府八旗军和绿营军的腐朽，决定利用这个战乱的机会打造一支可以保家卫国的强军。他利用文字游戏哄骗咸丰皇帝许诺他扩大团练的规模，自行招兵筹饷，这才有了后来的湘军。
当时曾国藩的身份是“在籍侍郎”，无官无职，无品无级。类似于今天的前任副部长，常理说他守孝期满后，官复原职或者给予同一级别的官职。
那么，当他收复湖南湖北后仍有没有加封官职吗？没有！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早在曾国藩攻破武昌时，咸丰已经下诏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不料彭蕴章露诋毁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一呼，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量小多疑的咸丰听闻一身冷汗，再也顾不得天子颜面，没等到曾国藩上书谢恩的奏折入京，索性又一纸诏书，免去曾国藩的湖北巡抚，把巡抚给了胡林翼。
以前虽然没有官职，但毕竟在老家湘潭附近，本土作战，才能屡有战功。如今兵败受挫，客居江西，形同乡绅，如何调动文武官吏，如何去指挥江西军政大事。
何况当地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气量狭隘，看着名不正言不顺的曾国藩兵败江西，经常对湘军胡乱指挥，让将士无所适从。看到曾国藩态度强硬，陈启迈竟然以拒绝提供粮饷相威胁。
曾国藩忍无可忍一纸奏疏弹劾了江西巡抚，没想到这却激起了江西文官集团更大的报复。江西司、道、府、县官员均表态与曾国藩水火不容，他们打击近亲湘军的乡绅，通过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
曾国藩日记中道：“士饥将困，窘若拘求，群疑众侮，积泪涨江”。
偏偏此时咸丰再次发难，对曾国藩的责备之词跃然纸上：“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加该侍郎以贻误之罪，该侍郎何颜对江西士民耶”。
正巧曾国藩父亲去世，他本想以回家守孝为由要挟皇帝，来讨一个名正言顺的巡抚或者总督。结果咸丰看到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战事进展顺利，南京之日可破，干脆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放他回去丁忧守孝。
这一年是咸丰四年，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他回到湘潭，脾气糟到了极点，理学家的风度完全扔到了一边。他大骂江西文武百官，接着骂弟弟，弟弟骂跑了就骂弟媳。
他气愤难平，一个个湘军部下，要么升任巡抚、总督，要么加太子太保、赏黄马褂，唯独湘军创始人赋闲在家。待太平天国平定以后，论功行赏，岂不是千古笑柄。
好在他的理学根基促使他开始反思，写信还好友，求取意见，总结教训。他读着以前与好友骆秉章的来往书信稿件，好生惭愧，终于意识到自己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高己卑人。
儒家圣人讲究“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前朝海瑞、方孝孺如也只是做到了立德、立言也可千古流芳。可曾国藩不满足于此，他还要立功，而且是如同郭子仪、王阳明那般中兴王朝的不世之功。这仅靠道德与信仰是就不够了，需要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所有人帮助自己。
身处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系统中，面对太平天国这个强大的敌人，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当然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洁身自好。但要躬身入局去解决具体的困难，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世故、圆滑、潜规则便成了必要的手段。
正如王阳明在江西“龙场悟道”一般，曾国藩在湖南湘潭悟道，放弃了愤世嫉俗，跟随前辈走向了“知行合一”。晚年他回忆守孝这两年，自称“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得他人不是，自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总见他人几分是处，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本以为剿灭太平天国已经与自己无缘了，可谁能料到，天才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不仅再一次攻陷江南、江北大营，还顺势占领了苏州、杭州等地。咸丰看着收复南京计划失败，还把税赋重镇苏杭丢了，无计可施之下极不情愿地诏回了曾国藩。
出山后的曾国藩磨去了尖锐的棱角，不再直言顶撞皇帝，与朋友书信往来变得愈加恭敬谦让，每到一处上至巡抚下至县令都要亲自拜访，为了鼓舞士气，他甚至默许了湘军将领的灰色收入。
他与府中的幕僚们亦师亦友，尤其是李鸿章，他毫无保留地培养。到后来不惜“截湘留淮”，既保存了自身，也让这一支近代的军队以李鸿章淮军的形式得以传承。
他真正做到了和光同尘，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乃大争。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领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总理江西、江苏、安徽军政）。他终于摘掉了“在籍侍郎”的帽子，成了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人。
在接下来的征战中，从安庆至南京，曾国藩没有传奇故事，也没有奇谋妙计，自称“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因为所有转变由内而外，内心既然脱胎换骨，外在自然无比强大。
湘军攻破南京前后，曾国藩的幕僚官至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出使大臣5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巡抚28人、总督16人，可谓“湘系文武半天下”。
虽然曾国藩的努力仍然没能挽救大清国，但他一路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走出了一个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封神之路。
参考文献：
《曾国藩全集》 岳麓书社 2011年
《清史稿》民国 赵尔巽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曾国藩传》 张宏杰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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