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上》04：孟子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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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04：孟子的解题思路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一段话中，孟子如果引用了孔子的话，表明那是他思想的源头。孟子的伟大之处恰在于“为往圣继绝学”，天下人并非不知道孔子思想的伟大，问题是，多数天下人都无法用孔子的思想解决当下的问题，从而发挥出伟大思想的伟大力量来。
孟子在这里重提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说到底就是告诫天下所有权力在手的诸侯王，不要轻易搞什么创新，尤其是不要再行政领域搞这样那样的创新。孔子本人没有谈及这个话题，老人家只是对自己提出“述而不作”的要求，只是将自己毕生的绝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删定往圣先贤的经典著作上——对“六经”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时代向前进一步的推演，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礼乐制度进一步崩坏到不堪一击的程度，周天子统御天下的权利与能力进一步受到更多新崛起力量的挑战。一个崇尚武力、崇尚利益的时代正在形成。这也是第一次见到孟子时，梁惠王腆着脸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缘由。梁惠王不是个案，那是整个战国时代所有人的共同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的解题思路有两个根本方向：
一、向来路上去求当下问题的答案
天下人交相争利，实际上是礼乐制度土崩瓦解的结果。要想解决天下人交相争利的问题，首先要做的便是重新让有力量、有时代话语权的人重新回到对“仁义”的关注，进而恢复和重建那个充满了人性关怀的礼乐世界。之所以说孟子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继承人，恰是因为孔子以来，真正抱持这一思想并且满怀时代使命感的，大概也只有孟子一人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孟子有孟子的时代创造性。他非但有孔子那种一心想要重建周公礼乐时代的美好意愿，而且有清晰地思路。一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有力量的诸侯王的教化上，二是总是从所处时代的当下问题出发去行动。
面对梁惠王，无论使用怎样的说辞，都很难让他从“做一个有为君王，缔造一个伟大邦国”的梦想中超脱。孟子没有从这个方向上解题，反而因势利导，利用梁惠王在这个方向上的求索精神，帮助他回到治国理政的常道上来。
以挺杀人与以刃杀人都是杀人，这是人人皆知的常理；以刃杀人与以政杀人都是罪过，这是梁惠王所认同的常理；恶政之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无异于以政杀人，这在梁惠王看来是有情感认同的。有了这样的常理和情感认同作基础，孟子进一步抛出自己的观点——“行政”要力争“免于率兽而食人”。换句话讲，轻易、不计后果的行政无异于杀人。
到此为止，孟子的作用基本上达到了，也就是奉劝有行政权的诸侯王以“仁义”为标准，要谨慎行政。
二、治国的事情，向修身上求
认真琢磨一下，孟子说了一大通，似乎并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只是在梁惠王不断向前狂奔的“小马车”上装了一个仁义的“刹车”，让他有机会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慢下来，停下来后做什么呢？
孟子没有说，他只是抛出了孔子当年的评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言外之意是要一切行政、创新者，认真想一想千秋万代的问题，从更长的时空维度上去考虑自己的创新。“始作俑者”是在陪葬品中做了一点创新——加入了“人俑”这一元素。这一点点“创新”表面上看是人畜无害的，但在思想深处多了一份“厚葬轻生”的思想在，为后来的活人殉葬、陪葬加诸了一点“历史依据”。这些原本一开始是“人畜无害”的创新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那些明显有害的所为改进呢？
向外的一切改进，如果不以“仁义”为标准和依据，最终都会演化成不利于子孙后代的事情。
行政上慎于创新的同时，要将更大的精力放到对自身修养的关注、关照上。这一点上，孔子当年对子路有过明确的交代。子路向孔子讨问什么时君子，孔子明白无误的告诉他“修己以敬”。
子路一向是个关注与向外求索的人，孔子告诉他“修己以敬”就是希望他能将注意力从向外求索转回到向内“修己以敬”上来。这一点上，与孟子劝梁惠王是类似的。让飞奔的车子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就是为了最终回到修身上，回到“修己以敬”上。
对一个一心想着伟大事业的君王，你要他回到“修己以敬”上何其难也？孟子只是告诉他要让车子慢下来，要安全行驶。然后，驾车人自然有机会“修己以敬”。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一段话中，孟子如果引用了孔子的话，表明那是他思想的源头。孟子的伟大之处恰在于“为往圣继绝学”，天下人并非不知道孔子思想的伟大，问题是，多数天下人都无法用孔子的思想解决当下的问题，从而发挥出伟大思想的伟大力量来。
孟子在这里重提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说到底就是告诫天下所有权力在手的诸侯王，不要轻易搞什么创新，尤其是不要再行政领域搞这样那样的创新。孔子本人没有谈及这个话题，老人家只是对自己提出“述而不作”的要求，只是将自己毕生的绝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删定往圣先贤的经典著作上——对“六经”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时代向前进一步的推演，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礼乐制度进一步崩坏到不堪一击的程度，周天子统御天下的权利与能力进一步受到更多新崛起力量的挑战。一个崇尚武力、崇尚利益的时代正在形成。这也是第一次见到孟子时，梁惠王腆着脸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缘由。梁惠王不是个案，那是整个战国时代所有人的共同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的解题思路有两个根本方向：
一、向来路上去求当下问题的答案
天下人交相争利，实际上是礼乐制度土崩瓦解的结果。要想解决天下人交相争利的问题，首先要做的便是重新让有力量、有时代话语权的人重新回到对“仁义”的关注，进而恢复和重建那个充满了人性关怀的礼乐世界。之所以说孟子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继承人，恰是因为孔子以来，真正抱持这一思想并且满怀时代使命感的，大概也只有孟子一人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孟子有孟子的时代创造性。他非但有孔子那种一心想要重建周公礼乐时代的美好意愿，而且有清晰地思路。一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有力量的诸侯王的教化上，二是总是从所处时代的当下问题出发去行动。
面对梁惠王，无论使用怎样的说辞，都很难让他从“做一个有为君王，缔造一个伟大邦国”的梦想中超脱。孟子没有从这个方向上解题，反而因势利导，利用梁惠王在这个方向上的求索精神，帮助他回到治国理政的常道上来。
以挺杀人与以刃杀人都是杀人，这是人人皆知的常理；以刃杀人与以政杀人都是罪过，这是梁惠王所认同的常理；恶政之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无异于以政杀人，这在梁惠王看来是有情感认同的。有了这样的常理和情感认同作基础，孟子进一步抛出自己的观点——“行政”要力争“免于率兽而食人”。换句话讲，轻易、不计后果的行政无异于杀人。
到此为止，孟子的作用基本上达到了，也就是奉劝有行政权的诸侯王以“仁义”为标准，要谨慎行政。
二、治国的事情，向修身上求
认真琢磨一下，孟子说了一大通，似乎并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只是在梁惠王不断向前狂奔的“小马车”上装了一个仁义的“刹车”，让他有机会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慢下来，停下来后做什么呢？
孟子没有说，他只是抛出了孔子当年的评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言外之意是要一切行政、创新者，认真想一想千秋万代的问题，从更长的时空维度上去考虑自己的创新。“始作俑者”是在陪葬品中做了一点创新——加入了“人俑”这一元素。这一点点“创新”表面上看是人畜无害的，但在思想深处多了一份“厚葬轻生”的思想在，为后来的活人殉葬、陪葬加诸了一点“历史依据”。这些原本一开始是“人畜无害”的创新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那些明显有害的所为改进呢？
向外的一切改进，如果不以“仁义”为标准和依据，最终都会演化成不利于子孙后代的事情。
行政上慎于创新的同时，要将更大的精力放到对自身修养的关注、关照上。这一点上，孔子当年对子路有过明确的交代。子路向孔子讨问什么时君子，孔子明白无误的告诉他“修己以敬”。
子路一向是个关注与向外求索的人，孔子告诉他“修己以敬”就是希望他能将注意力从向外求索转回到向内“修己以敬”上来。这一点上，与孟子劝梁惠王是类似的。让飞奔的车子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就是为了最终回到修身上，回到“修己以敬”上。
对一个一心想着伟大事业的君王，你要他回到“修己以敬”上何其难也？孟子只是告诉他要让车子慢下来，要安全行驶。然后，驾车人自然有机会“修己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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