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最好的我们

Answer 1

        青春在哪里？

        像一场被时间导演着的独幕戏。

        勇敢、冲动、懦弱、好奇、渴望、困惑、伤心、失望、思索······所有属于青春的独家记忆都在少年人的剧本上，走走停停。

        当它开幕时，我们却懵懂无知，即使它近在我们的眼睛里。正因为它太近了，近在我们的眼睛里，所以，遮挡了我们全部的视线。

        唯有当它临近落幕时，我们才能渐渐看清楚。看清楚那些精彩、失落背后的因果得失。可是，一切已经是定格后的胶片，无论我们微笑，又或落泪，都只能遥遥站在时光这头，静看着时光那头的片尾彩蛋。

        这就是青春，唯有它溜走了大半，我们才能看清楚。看清楚那个曾被时间深深宠爱过的，最好的我们。

01  小时了了

        2007年秋天，我刚满十岁。

        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和小周坐了同桌。

        说来好笑，我和小周本来是两条绝对不会有交集的平行线，可我们成了同桌，命运也开始有了交叉。

        小周是学年第一名、是班长、是大队长，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更是班主任于老师眼中的天之骄子。在我们这群崇拜老师的小学生当中，他几乎令所有人羡慕。

        而那时候的我，看一堆杂书，甚至连《飘》都翻完了，可大多都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我习惯了一个人静静地缩在坚硬的壳子里，没有同伴，更没有朋友。上课的时候，发呆、睡觉、看小说任意选择；老师提问的时候，脑袋恨不得埋到桌洞里；下课的时候，一个人靠着走廊的栏杆听MP3。

        小周和我，像极了角色扮演中的正反面。除了一点。

        虽然原因不同，但是小周和我都上课不听讲。不过他是好学生，只能望着黑板发呆，而我这个坏学生则在多个选项中切换自如。那个时候，我正沉迷在《书剑恩仇录》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看小说。小周发呆之余，偶尔也用眼角的余光扫我一眼。我们熟悉了一些后，他问我究竟在看什么书，当他听到《侠客行》、《聊斋志异》、《民间文学》等书目时，面部表情很崩溃，因为他全都没听说过。

        他和我商量：“你把你的书借一套给我，我也借一套书给你。”

        我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红楼梦》带给了他，他拿了一套中华书局版的《诗经》给我。不出半月，他把《红楼梦》看完了，撇着嘴将书还我，一副不过如此的表情。后来，我们又互借过几次书，但他大多时候对我的书都无甚兴趣。从此，都是我借他的书看，我的阅读品味也在他的无意引导下从下里巴人向阳春白雪转变。

        他借给我的《诗经》生僻字多，没有白话注解，我读得很吃力。很多地方我都读不懂，他也不肯解释，只告诉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因为读得艰辛费劲，我不想看了，可小周却在学习之余找到了一个新的嗜好，那就是考我。而我出于较量的心思，满足了他的消遣。常常是他说上一句，要我说下一句；或者他从脑子里随意扔出一首，要我全默出来。我对出来，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对不出，他轻蔑地摇头。我的好胜心不允许我输。所以在这场游戏的刺激下，我渐渐地把整本《诗经》都背了下来。

        好胜心其实是种勇气。我和小周的较量，也逐日水涨船高。

        早读课上，我不再发呆。我俩忙着较劲，忙了一整个冬天。他读《背影》，我看《匆匆》；他诵《梦游天姥吟留别》，我背《春江花月夜》。不知不觉中，我的阅读能力和记忆能力都飞速提升。我和小周的比赛，也从最开始的一边倒，变成了我偶尔会赢。小周每次被我刁难，表情就会十分丰富，故作镇静、满不在乎、暗自运气、偷着瞪我······反正任何一种都比他平时少年老成的样子好玩。

        然而，这场源于消遣的竞技，让我越来越讨厌原来的自己了。

        十岁的我，幡然醒悟的我，命运开始渐渐踏入另一条河流。

        第二年春天开始的时候，我不再是班里的吊车尾。五年级伊始，我成为了于老师眼里的优等生。曾挤在中国少年先锋队末班车上的我，却在小学毕业之际，被德育处的赵主任推荐，和小周一起担任了少先队代表大会的主持人。

        六年，前一半被我浪费，后一半把我敲醒。

        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唯独记得被搁浅于旧书里的那张毕业相片。

        镜头下。

        女孩儿们笑面如靥。

        男孩儿们天真稚气。

        我端正笔直地坐在于老师一侧，傻里傻气。

        小周站在我身后，扶着我的肩摆鬼脸。

02   长大如抽丝

        2017年初，我坐午夜航班。飞机飞入平流层，头顶再也没有云层遮蔽，机舱灯光还没亮。我用外套蒙着头，趴在舷窗上看星星。

        那天，我结束了在省博物院为期两周的讲解员工作，身心俱疲。但是根本睡不着。回家的路总是让人精神亢奋。

        漫天星斗，比机翼的夜灯都要明亮。即使舷窗的双层塑料玻璃模糊，也无法抹掉它们的光芒。我爱了星星很多年，这一次，是我离它们最近的地方。

        我捂着窗子看了不知道多久，直到客舱灯光亮起。一侧头，邻座的姑娘没来得及收回目光，惊讶和疑问还留在脸上，大概以为我中邪了。

        我略带尴尬地跟她说：“外面有星星，你可以把灯光挡住看看。”

        她没说话，笑了。也是正常。

        不知怎么，恍惚间想起曾对着星星许愿的十五岁的我，想起2012年的三个愿望。

        世界和平，爸妈身体健康。

        我成为很了不起的人。

        隔壁班的男孩子会喜欢我。

        前两个现在还无法验证。而第三个，已经无从考证。

        凌晨一点半，我走出航站楼。天很沉，风很大，道路很冷清。我打开手机，有五个未接来电，是琳。最近的在一分钟前。

        我回拨。

        “琳，你回国了？”

        “嗯。我在A区出口等你。”

        “大半夜的，你现在在机场！？“

        “感动吗？”

        ······

        夜深露重。泪雾重合，我的眼眶模糊。

        人生中你会遇见很多朋友，大部分只适合吃吃火锅唱唱歌；很少一部分会让你想要安静下来，和他们不着边际地聊聊天；更少的那几个，和你听同一首歌，和你读同样版本的书，和你讲曾今丢脸的傻事儿，和你一样固执地为了各自的野心不放手，和你一起走过了很多年。

        见到琳的第一眼。她张开双手，朝我笑。

        那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暖、很踏实。

        我们一起跑到机场的星巴克用笔记本电脑看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最后一幕Mathida将Leon的盆栽种入学校前的草地里，说“我想我们会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的画面掀翻了琳和我的敏感情绪。

        那是2015年十月初，三中八十周年校庆。夜幕下的聚光灯熠熠生辉。

        黑西装白衬衫的正装校服。很干净。很清冷。

        我戴着红袖标，坐在操场门口学生会临时搭建的秘书处为各班做登记和问题服务。典礼进行得很顺畅，和主席台上方的那面“预祝三中八十周年校庆圆满成功”的红白大横幅相得益彰。

        舞台上火树银花，星光会聚。琳身着一袭淡蓝色晚礼服、挽着精致的发髻、脸上是淡雅的妆容，她口若悬河、字字珠玑。晚会在她和另外几个主持的推动下，渐入高潮。看台下人头攒动，笑浪翻滚。

        我坐得太久，很累。索性打着手电，跟着纪检部的同学去人群当中遛弯。走到二班队列的时候，手电筒晃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是小周。

        他转头，看到是我，一脸欠扁地说：“你玩忽职守！？”

        我轻松地点头，和他玩笑几句后，回自己的岗位上去了。

        其实，小周手里也有一支手电，不过是为了刷题。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做准备，时间宝贵。我不想打扰他。

        晚会快落幕的时候。

        我双手插兜，立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看见了微妙的一幕。一群嘻嘻哈哈面目模糊的同学中，只有琳沉默而严肃，一双眼睛格外明亮，专注地看着什么人——可是她注视的那个人并不在我的视线之内。

        也许，所有人转瞬即逝的微妙瞬间背后都隐藏着一条细细的尾巴吧。只是我抓不住。

        从星巴克出来，我和琳去打车。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四点。

        滨海路上的红绿灯交错，一辆车都没有。我忽然和她说，小时候看机器猫，有一集大家都被缩小了，在大熊家的院子里建了一个迷你城市，每个人的愿望都不一样，小叮当期待不要钱的铜锣烧商店、大雄渴望找到一家站着看漫画也不被老板赶走的书店······只有一个小配角，四仰八叉地躺在十字路口，说，终于可以躺在大马路上了。

        琳说：“现在就躺吧。”

        我们就这样冲到了空旷的马路中央，趁着红灯仰面躺下。

        有时候人的愿望就这么简单，只要这样就好。

        淡忘了曾今那个常常在主席台上致辞的少年，磨平了当初为托福和SAT的好成绩而分秒必争的锋利，打败了独自一人在纽约求学的孤独，对琳来说，这是躺在大马路上最大的幸福。

03  我们仨

        依稀记得，当年初中语文老师讲《老王》的时候从清华大学跑题到钱钟书，又从钱钟书扯回杨绛，最后提起了一本书：《我们仨》。

        当时几个同学鬼鬼地笑，用胳膊肘戳了戳我说：“赶明儿你也写本书吧，也叫《我们仨》。”

        H笑得格外猖狂，被小周用语文书迎面打了上去。

        然后，全班起哄，连班主任都笑得一脸慈祥，无奈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两个学生胡闹，“我们仨”的事情就被搁置在了一边。

        我们仨，认识很多年了。2008年第一次去北京，看了奥运，一起爬了长城；2010年上初中，仍旧同班；2013年在中学生模拟联合国会谈上写了提案、同年六月一起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2015年我去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我们仨在外滩散步；2016年春节，第二次去首都，小周站在清华园前随口说自己考不上，琳说他矫情、我说他别扭，六月末的时候，小周不负众望地成为了我妈口中常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大一的暑假，琳、小周和我申请了EASIN的中国区项目，去香格里拉支教、草原保护和体验藏文化。

        行程里的第一天傍晚。

        在束河古城的客栈，我们见到了团队的leader。他话很少，雷厉风行。一行人紧锣密鼓地举行了开营仪式和圆桌会议。

        琳、小周和我坐在客栈院子的石桌边写策划，忙到零点。眼神里写满疲惫，但心底洋溢着成就感。当真是风华正茂的年代啊。

        第二天，我们乘坐近四个小时的大巴，到了一所深山里的学校。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一所小学，各界捐助也多，配套设施很完善，但是，唯独缺老师。全校只有一个老师。

        我走进教室的时候，瞬间被孩子们清澈纯净、热情真诚的眼神震撼了，那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去表达的心情。孩子们中有不少说藏语，我听不懂，只能依靠肢体语言。半个月的志愿教学中，孩子们教我藏文，我教他们说汉语、写汉字。

        琳、小周和我分在同一个教学小组。我们从来没有午休，得备课写教案。小学的课并不难准备，但leader会旁听各组每天在放学后的总结报告，他的要求很严。没人敢浑水摸鱼。

        周末的时候，我们仨去松赞林寺玩了一整天。小周拖着慵懒的我爬完了主殿的146阶石梯，琳在一旁不断笑话我俩。又听了当地的藏民讲孝道、婚嫁、生死。我虽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文化，但尊重。

        志愿活动的最后一天。

        我们带着班里的孩子们去帕海·依拉草原上清理垃圾。我做了一个实而不华的草原垃圾桶、小周刻了一个环保木牌、琳给孩子们开环保讲堂。夕阳西下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背着一筐白色垃圾往回走，脸上脏兮兮的，可笑容很甜。

        晚上。

        我们和班里的孩子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会。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读给我们听。笨拙的字迹、明朗的声音，没有矫揉造作和精雕细琢，只有真诚。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小孩儿感谢小周帮他们家把坏掉的灯泡修好了大半。

        告别会后，我关了灯，往教室外走。刚一出门，就看见门口的一个小小身影。是朗措。

        她抿着唇不说话，送给我一张画。她自己画的。画上是一座山和一个站在山顶的小女孩儿。

        我问她：“画里的小姑娘是你吗？”

        她摇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想变成她。”

        有那么一瞬间，我诧异了。但很快就理解了。山里的孩子渴望去看外面的世界。可是，走出去的人太少。

        山里人向往城市，城里人嫌累。人总是不知足。

        我说：“我相信你。”

        她嘴角弯弯，跑开了。

        在我的印象里，朗措是班里最安静的姑娘，上课时头埋得很低，课间不爱出去玩，放学也一个人走。

        有点，像曾今的我。

        又不太像。

        青春就是这样吧，谨慎珍惜还是放肆恣意都一样，反正不管怎么度过，最终都会遗憾地明白，这段好时光，到底还是浪费了。青春，它总是过期不候。

        所幸。

        这么多年，我和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仍然在努力地发出微弱的光，认真度过对于宇宙来说无比渺小的一生。以至于在回望过去的时候，能够用自己最喜欢的姿态说出：那时的我们，是最好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