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学的基本特点
汉朝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出现断层后的再次兴起。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汉朝文学的特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1.汉代再次出现作家群体
2.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
3.汉代文学和经学出现双向互动，二者彼此渗透
4.汉代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
汉朝在文学史上一般分为东汉西汉。东西之分是国都所在地来命名的。两汉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汉赋，散文，诗歌。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的叙事长篇，后人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汉赋乃两汉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汉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上继先秦，与战国的散文一道共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它和唐宋的诗歌、元代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分别雄踞于各个时期的文坛。汉代散文中一类是叙事文，代表是《史记》和《汉书》;另一类是论说文，主要是指名臣的奏议和文人的哲学、政治学专著如《盐铁论》《论衡》《潜夫论》《政论》等。
不过相比之下，汉代散文都是有为而作。在汉代真正“为艺术而艺术”，并且风靡一时的是辞赋。这种文体直接继承了战国纵横家的辩术和屈原、宋玉的“楚辞”。它们在屈原、宋玉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越来越不重视思想，而一味在文字、在形式上下功夫，争奇斗艳。汉代人写赋成为一种时尚，似乎不写赋就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才华。汉代的诗坛是相对寂寞的，除了楚歌之外，几乎找不到激动人心的文人诗歌作品。不过，汉武帝建立乐府机构，搜集了许多民歌。这些诗歌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汉代乐府以其光荣的现实主义传统直接而极其巨大的影响着我国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曹家父子及建安七子直接承袭了汉代乐府的衣钵。而汉代乐府中的五言体、杂言体，直接影响着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影响着南北朝及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
拓展内容：
史学巨著
《史记》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生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是一位博学者，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近十岁时随父迁居长安，以后拜董仲舒为师学习《春秋》，拜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地漫游，游历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此次漫游中，他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孔子、屈原、韩信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结束后，任郎中一职，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此后，他曾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而到过更多的地方，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漫游生活使司马迁大开眼界，他接触了各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尤其收集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为后来《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其父司马谈去世，父亲历史的未竟之业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自此，他读遍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着手著史。未曾料到，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为之震怒，朝臣顺水推舟，斥骂李陵。司马迁以为这对李陵不公平，挺身而出，陈说李陵投降实出无奈。他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加之他写就的《景帝本纪》，直言景帝、武帝过失，武帝借此对他两罪并罚，处以“宫刑”。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司马迁想到过死，但著史之业未竟，只得隐忍苟活，继续写作。对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详细申述，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在太始四年（前93）左右，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辉煌巨著。此后，他的事迹不详，约在武帝末年去世。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在体例上，《史记》分为5大部分，即本纪，记帝王之事；世家，述诸侯之事；列传，叙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记；书，即典章制度。《史记》通过这5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记》为首。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是无愧的。就《史记》的文学性而言，首先表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它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实际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它叙述了漫长的三千年历史，再现了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用一系列故事展开。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同时《史记》中的故事，还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如《项羽本纪》中著名的“鸿门宴”故事，就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剧中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剧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极富戏剧性。其次，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将相、贵戚富商、文人隐士、游侠刺客、平民百姓。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廉颇、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项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给以精心描绘，写出了项羽威武壮烈的悲剧命运。《史记》中所描绘的人物，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得益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人物对话的运用，戏剧性场景的设置。上述这一切在司马迁笔下运用自如。再次，《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如叙事语言精练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等。
司马迁的人格和实录精神，深刻影响到后世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的笔法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家，成为他们行文遣词的规范；它对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
《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写有《史记后传》65篇。父亲死后，班固继承父业，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撰《汉书》，历时二十年。《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只写一个朝代）著作。其体例基本上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并将“世家”取消，与“列传”合在一起，统称“传”，使《汉书》形成一种新的面貌。《汉书》共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100篇。这部断代史以后成为官修史书的范本。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霍光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都是公认的名篇。特别是《苏武传》，并不逊色于《史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坚持斗争，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不为劝降而动心，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另外，《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相比，对照鲜明，它显得典雅古奥，比较艰深。
政治散文
西汉前期作家，他们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过秦论》。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论贵粟疏》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作了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切合实际。
韵文杰作
西汉初年，汉乐府民歌尚未唱响，民间的歌谣还很少见，韵文沿袭着楚声、楚歌的余续。楚汉相争的主角项羽和刘邦的楚声短歌《垓下歌》和《大风歌》是汉初的韵文杰作。
《垓下歌》
项羽的《垓下歌》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其辞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诗用的是楚歌“兮”字体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塑造了项羽这样一个失路英雄的形象，具有感人的力量。沈德潜评其“呜咽缠绵”（《古诗源》卷二）。
《大风歌》
刘邦的《大风歌》，比起项羽《垓下歌》的悲凉慷慨，刘邦的《大风歌》则在雄壮中带苍凉情怀：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诗是刘邦在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十月，讨伐叛乱后归师路径故乡沛县时所作。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但最后一句却隐隐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意味。《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自歌之后“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篇幅虽短，感情却丰富复杂。
其他韵诗
汉武帝有《秋风辞》，乌孙公主有《悲愁歌》等，此时已非汉初。
另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也有其独特之处。他虽有楚辞的形式，但表现的却是屈、宋作品从未有过的招隐的内容。诗中极力渲染山林幽寂凄凉、阴森恐怖的气氛，说明“王孙兮归来，山中不可久留”的主题，用于冷峭，“音节角度，浏漓昂激”（王夫之《楚辞通释》），是后世招隐的诗赋之祖。
乐府诗歌
乐府机构
乐府，本是政府的音乐机构。这种名称大约从秦代开始就有了，在出土的秦代编钟上就铸有“乐府”二字。西汉立国以后，沿袭秦朝体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被大大扩大，其中“采诗”是乐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职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这类诗歌源自民间，为了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称为“乐府民歌”。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中，可以知道当时所采之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所谓的.汉乐府诗歌，主要指这一类诗歌。
乐府民歌
现存汉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广泛，尤其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和情绪之作。诸如民众的悲惨生活，战争和兵役带来的灾难，封建官僚的无耻，家长制的罪恶，爱情的坚贞，弃妇的痛苦等。《十五从军行》写一老兵，十五从军，八十才归，性命苟全了，但家园破败，亲人凋零，不胜悲苦。《上邪》的爱情誓词是：海枯石烂，真爱不变。《陌上桑》中，罗敷美貌动人，有勇有谋。反之，“使君”则好色、贪婪、霸气十足。
汉乐府民歌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以叙事为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叙事领域。《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尤其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叙事诗，各种艺术手段在此都作了完美的发挥。无论人物对话、动作，还是心理刻画，都十分成功，形象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诗中故事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的起伏，以及浪漫色彩的结尾，在铺排上也都恰到好处。另外，汉乐府民歌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杂言诗句式，字数不一，有整有散，灵活多变。五言诗则形式十分整齐，如《十五从军行》等。这种诗体较《诗经》、“楚辞”的四言诗和骚体诗都有明显的进步，代表了当时的诗歌形式发展的新趋势，此后几百年间，成为文人创作的主要形式。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别名，是汉乐府诗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写了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貌美贤淑，勤于家务，可苛刻的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婆媳关系颇为紧张。焦仲卿夹在母亲与爱妻之间，处境尴尬，最后因母命难违，劝说妻子暂回娘家。刘兰芝在娘家又不见容于兄长，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相抵，“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挂东南枝”，用自己壮烈的死来抗议封建家长的专制。
汉赋
枚乘的《七发》
《七发》是一篇讽喻作品，揭露了贵族子弟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在这篇赋里，作者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来问疾，在主客的问答中巧妙地表述自己的见解。赋中以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为题，反复申说纵情享乐、荒淫无度的生活乃致病之由，只有听从圣贤的“要言妙道”，才能消灾祛病。此赋用铺陈夸张的手法描绘各类事物，词采华丽，想象丰富，寓讽喻于其中。此赋问世后，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文坛仿作者很多，有时以主客问答形式、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物的赋体文章几乎蔚成风气，“七体”几乎成为文章形式中的一个门类。
司马相如的赋
司马相如是汉赋全盛时期成就最大的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最为著名。《子虚赋》假设楚国的子虚和齐国的乌有先生展开对话，子虚夸耀楚国的云梦泽之大和楚王游猎盛况；乌有先生则赞美齐国山河壮丽、物产丰富。作者在两个人物的对答之中，运用华丽辞藻作了铺陈夸张的描写，伟貌奇观，光华璀璨，使人如临其境。《上林赋》则用虚构的亡是公的话来夸赞皇家苑囿，以压倒齐楚两国，赋中对皇权的歌颂寓于景观的描绘之中。司马相如的赋想象力丰富，描写细腻，辞藻华丽，结构谨严，建立了汉赋固定的模式，卓绝汉代。
五言诗的产生
五言诗萌芽于民间歌谣，其形成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和军乐的影响，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的发展更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写作，于是产生了文人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被许多文学史家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诗，当然此诗尚不成熟，但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后，东汉许多作家都有五言诗传世，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等。《羽林郎》一诗描写了一个酒家女胡姬不畏强暴，勇拒贵族豪奴调戏的故事。诗中的少女胡姬，貌美若仙，又坚贞纯洁；豪奴冯子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此诗与乐府民歌《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乐府民歌影响下的文人创作的成就。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东汉末年涌现出一大批文人五言诗，其作者不明，后人泛称为“古诗”。这类作品中的十九首，至梁代被萧统选编入《文选》，后人遂以“古诗十九首”称呼它们。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歌并非一人所作，产生的时代大致在东汉后期。其表述的内容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抒写相思之情，诉说离别之苦的诗作。如《行行重行行》一诗，写一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情人。首先追叙初别，次说路远难会，再述相思之苦，最后以宽慰之词作结。又如《迢迢牵牛星》一诗，描写了织女隔着银河思念牵牛的愁苦之情，抒发了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此外，也有表现生命短促，慨叹人生无常的作品。如《生年不满百》等。其他如对功名不就、宦海失意，身居贫贱、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知音难遇的描写也见诸诗端。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于诗人把自己真切的感情坦然抒发出来，毫不矫饰，并用特定的景物衬托人物的感情，达到情景相生、情趣天成的境界。其次，它的语言朴素明快、精练生动、耐人咀嚼，有高度的概括力。它对后代五言诗的写作影响深刻，其后五言诗开始获得空前的发展。=
《建安文学》
东汉末年，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核心是三曹，它包括：曹丕，曹操，曹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