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的学术贡献
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教授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教授是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师，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他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2006年12月，余先生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中西方学界皆推崇先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之泰斗。
余先生于1967年出版首部英文专书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开始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其后，有感于自己英文研究成果在东方学界读者有限，余先生乃改用中文撰述，期待研究成果可以传布至西方汉学圈外。《历史与思想》一书是余先生在台湾刊行的第一部论文集，此书不仅准确呈现余先生的治学取向，例如中国文、史、哲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中、西文化与思想之间异同的比较。具体的研究论题而言，集中所收的少数论文后来也都发展成为专书，如《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等。其次，此书是余先生中年以后，改用中文为学术著作主要媒介的开端。
余先生著作等身，从1953年开始发表著作以来，六十年间，余先生出版中英文著作五十九本，论文四百余篇。举其重要者，有《历史与思想》、《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增订版《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史学与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等书。二十一世纪后，大陆亦陆续出版《余英时作品系列》（北京三联书店）《余英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英时英文汉译论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余英时作品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使余先生的学术影响遍及学界。在庞大的著述中，余先生的贡献与学术特色，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首先，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涵括了上起 三代，下至明清，甚至当代的各个时段，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除了早期有关汉代死后世界观（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1962）、汉代胡汉经济交通史（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1967）的英文著作外，他丰富的中文论著，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知识人的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都深入加以研究，并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议题。比如古代中国“反智论”及其后世之延续、古代中国知识人（士）身份与角色的转型、传统时代知识与政治（道统与治统）之间复杂关系、宋明理学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说等等，为中国文史领域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思路。这当然与余先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学、历史与文化理论，转而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与文化有关，也是他始终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命运深切关怀的结果。
二、余先生以其深厚学养，关注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中最具关键性的理念涵意，及其历史起源与发展等问 题。延续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异同的争论，余先生对中国文化“内向超越”特性的阐释，是现有论述中最为详明而扼要者，对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现代意义，贡献良多。而“内向超越”既为中国固有文化中最为核心关键的特色，其承自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历史渊源及其涵义，也是亟需面对的重大历史问题。根据传统典籍与地下考古材料，余先生近来重新反思此一问题，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可以视为他对此问题的定论。
三、余先生于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后，发表千余页巨着《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 是国际汉学界的一大事件。此书运用一切有关史料，分析中国传统士大夫诉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在宋代之所以获得相当程度实现的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原因与过程。然而，由于儒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历史环境的限制，导致欲落实“仁政”的士大夫无法长时建设制度，也无法保住此一理想的实际效果。最能终落入唐吉诃德式的结局。由于此书的丰富性、清晰性与深厚性，今后凡是从事研究中国传统在近现代中国的意涵者，无法不正视此书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四、余先生研究思想史，虽然对宋明理学十分重视，但基于史学立场，并不接受理学家或新儒家的道统观──把宋明理学当做儒家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清代以下的发展只有学术史意义，在思想史上无足轻重。余先生不仅认为清代考证学的兴起有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可寻，即因宋明理学内部义理问题的争端导致儒学转向经典考证，而且此种转向也代表儒学主智论（intellectualism）的兴起。清代儒者道问学的精神代表儒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其历史意义绝不在宋明理学尊德性之下，而且，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一个始点。
五、余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但由于他对于传统与近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具有同等深厚的 理解与掌握，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领域的著作，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等书里，他对近代重要知识分子学术地位及治学理念的阐发，乃有目共睹。如陈寅恪所作的隐语诗，经过余先生的破译，方能窥知他的兴亡遗恨与时局针砭，也更深入把握这一个对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深入骨髓而同时深具世界眼光的杰出学者的悲凉与清醒。
余先生平日撰述多为专业论著，闲时亦关注文化及政治问题，发而为文，关心的层面由学术扩展及时事，而 且剑及履及。然余先生虽然观察与评论两岸政治，并不实际参与政治，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其出发点乃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 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盛赞其人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