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的人物轶事
在方之的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的时候，却受到“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但是二十一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的责任。他的小说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说，是“一团火，一把剑”。
方之把他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一个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电报来要巴金为《青春》创刊号写稿，受到这种残酷打击的并不只是方之同志一个，而是一代的青年。
“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方之回到南京，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很坏了，他订了个五年的计划，他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后来他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他向爱人央求：“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
方之1979年死于肝癌，享年49岁。
方之妻子李艾华回忆：“‘探求者’是他们几个青年人一起讨论的，当时他们很公开地讨论，还去省委宣传部请示，当时找的是艾煊，艾煊说这些青年挺有积极性。他们自己也觉得没事，后来方之与陆文夫跑到上海去找巴金，巴金的意思就没有太同意他们，当时空气已经比较紧张，我记得方之从上海回来就跟我说，原话记不得了，意思是：嘿，他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意思是我们是小青年。
到受批判时候，我记得《新华日报》头条发的，标题是《探求者到底要探求什么》。于是给他们办学习班，我在单位也抬不起头。方之很坦然，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还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后来他去八卦洲劳动了三年。在那里改造，种地，住在农民家里。也写点东西，但写得少。三年后回来，不久又批判他，说方之为什么要写《出山》，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出山，反正是一到搞运动，他就是首当其冲的。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写了《内奸》，评了个全国奖，但领奖时他已不在了，是我去北京领的奖。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到什么程度，来我们家是带着大麻袋来的，书，写字台的抽屉里看到有字的，装。如果当时一件件看，那抄家得抄多长时间啊，反正有字的就装。最后我们家一片空白，我记得方之当时说：‘还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可我们家连个字儿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