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的家庭成员
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胞妹，后来成了周建人的夫人，后来周建人与她分了手。
1912年5月，因羽太信子分娩需人照顾，芳子由其兄羽太重久陪同，从东京来到绍兴。鲁迅日记1912年5月23日记有：“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这是羽太芳子到中国的准确的日期。鲁迅日记1912年6月29日记有：“得二弟妇信，附芳子信一纸，二十三日发。”这该是芳子第一次给鲁迅写信。15岁的芳子到绍兴后，与二十四岁的周建人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渐渐产生了感情。在羽太信子和周作人的从旁推促下，他俩于1914年2月28日结婚。鲁迅日记1914年3月17日记有：“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笺，十三日发。芳子于旧历二月四日与三弟结婚，即新历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又记有：“下午得三弟与芳子照相一枚。”当是结婚照片。这场婚事必然事先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但鲁迅远在北京，不可能发表什么看法，而且亲上加亲，也是好事。
周建人与芳子结婚后，感情尚好。1915年2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男）诞生。鲁迅日记1915年3月1日记有：“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信二十六日发。”鲁迅记得如此详细，表明鲁迅对三弟和三弟妇及其孩子的关心。孩子名冲，不幸于一岁余夭折。
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第二个孩子(女)于1917年11月诞生，取名鞠子，又名马理。1919年5月第三个孩子(男)降世，取名沛，又名丰二，家人取绰号“土步”(沙塘鳢)。1922年2月第四个孩子诞生，即丰三。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结婚以来，应该说是和谐的。
周建人与羽太芳子于1919年12月，随同全家，住进北京八道湾周宅。周建人到京后没有工作，在北京大学旁听，间或写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处发表。这样生活了将近两年，由周作人请胡适帮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六十元。
周建人1921年9月离京时，芳子已怀孕。1922年2月芳子生下儿子丰三。周建人曾多次写信给芳子，有次甚至回北京亲自去说服芳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舍不得离开姐姐和亲属，舍不得八道湾富裕的生活，坚决不去上海。
大约从1925年或更早一些时间，周建人和往日在绍兴的学生王蕴如，在上海同居。1926年生女儿周晔，1927年生女儿周瑾，1932年生女儿周蕖。周建人和王蕴如同居并有了孩子后，继续向北京八道湾寄钱，生活十分拮据。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这给了周建人沉重的打击，也给在北京的母亲以沉重的打击。几个月后，1937年春节，母亲八十岁。为了给正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一些安慰，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一场。丰二是站在亲生母亲一边的。以后双方又书信争执，经常为鲁迅母亲代写家信的宋琳1937年2月25日给许广平信中说及：“三师母及奉二颇有不直三先生之意”；“丰二函三先生有所要挟，或以马理回平责丰二过分，谓三先生将答报不认他为子”；“三先生来信责备丰二”，等等。周作人也于这年2月9日写信给周建人，指责他遗弃羽太芳子而和王蕴如同居：“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蓄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经过这场大吵，周建人就不再向八道湾寄钱。查周作人1962年11月28日给鲍耀明的信，其中说及：“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
不久，芳子这边又发生了一件突发的事：1941年3月24日，她的小儿子丰三，在家里用周作人警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有人说，这是因为丰三在辅仁大学附中的同学，为了保全周作人一生清白，前去行刺周作人，不料这反而促使周作人落水，因而思想上很苦闷，遂自杀。这说法是不可取的。倪墨炎君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中亦已否定了此说。我以为：丰三的自杀很可能是家庭纠纷造成的。父亲与母亲脱离关系，又声明不承认儿子，这对他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丰三当时十九岁，正是又懂事又不甚懂事的年龄里，经受不住家庭变故的打击。
羽太芳子以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八道湾，与孩子相依为命。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她于1964年逝世。女儿周鞠子(马理)，于 1976年逝世。儿子丰二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早已是退休老人。《周作人年谱》编著者之一张铁荣君曾去访他，问及关于周作人及其他的事，他表示无可奉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