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
友人间的阔别重逢必是欣喜又夹杂着忧伤的吧。何况又是盛唐时候这两位大诗人的相逢呢！欣喜于久别重逢，忧伤于各自的境遇以及将散的宴席。相逢时相邀对饮同游，别后便只能作诗以表感怀。
两人相会时，李白遭奸佞排斥、远离京都、漫游齐鲁，这才有了与杜甫相会的机会。“秋来相顾尚飘蓬”，杜甫用飘蓬比喻李白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在自况呢？王勃作《滕王阁序》有云：“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杜甫毕生心怀报国之志，却又苦于无报国之门；李白遭人排斥，远离政治中心，云游四方。按照传统儒家那套出仕报国的理论来看，李杜自然都是那个盛世时代的弃儿，可谓“失路之人”。无所成就，何以归家？家在传统国人的心目中是叶落归根，是锦衣还乡，是“乡音无改鬓毛衰，笑问客从何处来。”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所担任的不过是“左拾遗”、“工部员外郎”这些难以尽用其才、尽展其志的官职；而李白虽也风光一时，但却也只是为君王的盛大宴会添灯加彩的御用文人罢了。“他乡之客”，不只是李杜这些时代里的失意者，也是每个为生存而辛劳的异乡人。
生活中的失意人需要寻找精神上的新寄托，寻仙访友便是一种抒发抑郁的方法。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发展历程与我们的民族特性有着些许相似。道教建立后，为人所用，渐渐变成了一个大杂货铺，有精神上的寄托、追求，也有肉体上的长生不老、房中秘术，还有生活里的祭拜葬礼、发明创造。道教就如同每一个中国人，坚忍不拔、善于变通，只是为了生存。“未就丹砂愧葛洪”，杜甫似乎在规劝李白应该像葛洪那样潜心于炼丹求仙，不为尘世凡事所扰。
但李杜真的会潜心于道教研究乃至超凡脱世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杜甫的内心始终是挣扎反复的，他一方面失望于个人报国无门的机遇以及世事变迁的时局，另一方面仍然不放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沦陷，杜甫便不畏艰苦、长途跋涉投奔灵武，从此便可看出杜甫心中那团火焰从未减弱过。而李白虽然豪放不羁、洒脱自然，但他所爱的是自然美景，是酒中明月，李白所爱的是无所羁畔的人生。道教那套成仙之路看似可以达到脱世离俗的高深境界，但实际上却还是会禁锢人们的自由之身、自由之心。而这位自由的诗人又怎么会为自己加副躯壳呢？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两句诗表面上是杜甫在劝诫李白，痛饮狂歌只是在虚度时日，飞扬跋扈并不是称雄的表现。杜甫何出此言呢？李白藐视权贵，拂袖而去，尽日痛饮狂歌，却也不为统治者赏识；心怀天下，无所施展，如何称雄？杜甫感慨于李白遭遇，扼腕叹息之情油然而生。可杜甫又何尝不是在感怀自己呢？遂将自己的一腔愤懑，用反诘的语气泣诉之笔端。
身怀傲骨，狂放不羁，《赠李白》中，突出表现了李白狂傲的翩翩风采、游侠气度，“狂”字可谓此诗的诗眼，一字也就写尽李白。这就是杜甫眼中的李白，或许也是杜甫潜意识里希望看见的自己。
世人眼中的杜甫总是一副忧国忧民、心系苍生、形容憔悴的形象。杜甫面对世间坎坷总是迎面而上、不畏艰巨，这或许就是我们国人最为赞赏的精神品质吧。但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杜甫，这个杜甫也在“痛饮狂歌”，这个杜甫也会“飞扬跋扈”，这个杜甫或许更为真实可感、更为可爱细腻。与李白相聚相会，杜甫也是那放荡不羁的酒中仙人。
《世说新语》有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东晋隐士）。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李杜的相逢，那“痛饮狂歌”便是乘兴而行，那“飞扬跋扈”就是兴尽而返。
好友相聚，总会用几杯酒加以助兴，酒自然会饮尽，情却将延绵。“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那微醉迷蒙中杜甫是否也有与后世苏轼相同的感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