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所撰契丹辽史书是怎样的？
“安史之乱”以后，军阀混战，北方民族崛起，五代就有沙陀族建立后唐和后汉，继而是契丹人建立辽朝，党项人建立西夏，女真人建立金朝，蒙古人东西征战势不可当。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制定了防止割据、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守内虚外的国策，军队的战斗力严重削弱。面对北方诸民族政权的威胁和侵袭，宋朝统治者穷于应付，屡屡败北，不断妥协退让，议和苟安，更无暇关心境内其他民族，仅以笼络、羁縻怀柔政策，以求无事，从而缓解其北部军事压力。面对北方强邻的严重威胁，宋人的民族历史观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宋人强调“夷夏大防”，以“正统论”来区分大宋与北方诸强邻的历史地位，在所撰史书中，更竭尽对历史上和现存民族政权的鄙视和批评。
宋朝时“夷夏”对立的情况前所未有，学界的正统史观更趋强烈。宋正统史观的始作俑者欧阳修连撰七篇文章，阐述其“正统论”，说“君子大居正”，“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欧阳修还将这些思想实践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其所撰《新五代史》在以主要篇幅撰成梁唐晋汉周之纪传考（即志）之后，将十国列为世家，以《四夷附录二》三卷居于全书之末，序云：“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
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以附录第一、第二两篇记契丹辽自耶律阿保机至其孙耶律璟的历史，系以梁唐晋汉周之年号，称“阿保机僣号”，“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充分显现了欧阳修的“褒贬义例”的史家书法和正统史观。其后，学者对正统观多有讨论，司马光言：“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或作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僣伪哉！”这是在讨论三国史时所说，但在其撰至五代之契丹辽的历史时，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以五代诸朝正统，不系契丹辽的年号，称契丹王、帝为“契丹主”，屡以“契丹入寇”、“犯塞”为词，皆显其此时仍认契丹辽为非正统政权。
苏轼也有“正统论”多篇。苏东坡门人陈师道亦撰写了《正统论》，训统为一，以为统者，一天下而君之者也。 靖康元年（1126）底，金军第二次南下，开封沦陷。次年四月，徽、钦二宗及后妃、皇族、大臣三千多人被俘虏北去，北宋灭亡。南渡后的宋朝，对金人的夷氐胡虏身份一再强调，国仇家恨的悲痛，伴随着对“夷氐猾夏”的激愤，正统论更成为学术思想之大宗。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自序开篇即言：“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氐为中国患久矣。昔在虞周，犹不免有苗、玁狁之征。汉唐以来，如冒顿之围平城，佛狸之临瓜步，颉利之盟渭上，此其甚者。又其甚者屠各陷洛，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易且酷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