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在用人方面有什么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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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皇帝,除了自身的宏图伟业雄才大略之外,还必须要懂得用人之道,把合适的人才放到合适的地方上去,同时,对于那些心直口快的臣子提出来的自己的缺点,也要能够接受改正,毕竟都是要为了这个国家。在这些方面,汉武帝可以说做得非常好,也无怪对他有所批评的司马迁唯独在这个方对他大为赞扬。那么,汉武帝在用人方面到底有什么方法呢?
褒贬不一的汉武帝
读《史记·孝武本纪》,会对汉武帝刘彻的一生充满疑惑,通篇记述的都是他巡游封禅敬鬼神的故事,似乎没干什么正事。这大抵是因为司马迁因李陵投降匈奴为其分辩而被武帝施以宫刑一事之故,而有意把其文治武功忽略或散见于其他臣子列传中。不过,历史上对汉武帝刘彻的评价,也往往褒贬不一。
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叙述一番汉武帝的事迹后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意谓《诗经》《尚书》上所称道的古代贤王也不过如此,可以说是极言武帝的文治武功。这一类评价,往往着眼于他征战四方、开疆拓土、远扬国威,以及其他功业。
然而,千年后的司马光在列叙“班固赞曰”后,即来了一段“臣光曰”,则多有贬抑:“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显然,司马光对秦始皇的评价比较负面,而在他眼里汉武帝和秦始皇没什么两样。这一类评价,往往着眼于他穷兵黩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结果就是“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但在用人上,积极正面的评价居多,司马光与班固两人意见亦相类。司马光在记叙汉武帝逝后写道:“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可谓盖棺定论。班固则早就称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当然,在司马光看来,天下的人才是不缺的,关键在你想干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为你所用。他这样写道:“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隐含的意思是,治国大略决定了用人谋略,要是把治国大略重心放在造福百姓上会更好,就能复兴商周时期的太平盛世,而相应的辅佐人才也会辈出。
汉武帝的治国思路转变固是事实,而武将文臣为之用亦是事实,但前提仍然是汉武帝善于任用贤能。倘若不善用人,则空有雄略而不能尽展。再好的江山,也会如秦二世胡亥般三年玩完,不会延运日久。
广纳贤才
事实上,汉武帝是以延揽人才来开局的。公元前141年正月,刘彻16岁即帝位。第二年冬季十月,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出题“问以古今治道”。事实上,在今天看来,这是在同一年,因为古代纪年都是从冬季开始的。也正是在武帝任上,于公元前104年夏季五月改正朔,他命公孙卿、司马迁等拟定汉朝《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开始,延续至今。
以广纳贤才来开治理之新局,是为雄主治国理政的大气象。
当时有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其中广川人董仲舒写了一篇很长的答卷,汉武帝很赞赏,当时即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其中关于用人之道,也有一番论述,对汉武帝当有潜在影响。
董仲舒在策论中针砭时弊:“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遂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官吏大多是官二代、富二代,这哪能选出贤能之士?同时还凭资历就能得富贵、升官职,这样的用人思路显然会堵塞贤路。
董仲舒建议: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而且能够“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把举荐贤能作为对官员考察的重要依据,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化的举荐贤才措施。贤才举荐来了怎么办?“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意谓不重资历,而重实际能力,根据才能大小、品行高低来任用。这样的用人思路,在当时可谓超前,即便在今天也很有价值。
事实上,汉武帝即位开始,还在全国选拔“文学材智之士”,予以破格重用。当时,便有很多人上书议论国家政事得失,自我标榜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汉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比如有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他们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汉武帝经常让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国政得失,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当然,这些人才带有娱乐性质,汉武帝也未必真的重视,“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这表明,汉武帝心里对人才的斤两还是很清楚。东方朔倒是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的补益作用。
认可汲黯
除了董仲舒外,汲黯的任用也体现了汉武帝的贤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提拔任用东海太守汲黯担任主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此前,汲黯在东海注重择贤能再放手任用,他本人只布置和检查主要政务,不苛求细枝末节。他曾生病在家一年多,但东海郡却治理得很好,百姓交口称赞他。汉武帝听到了,便起用汲黯。此前,河内郡失火烧毁了一千多家民房,汉武帝便让他去视察,结果汲黯假托天子命令擅自行事,命令官员发放官仓积粮以救济贫民,返回后即请罪。但汉武帝很赏识他,便赦免了他的罪名。
任用汲黯,汉武帝注重的是人才的贤名,属于“国人皆曰贤”一类,同时还注重人才的忠诚与胆略,亲自考察。这样用人,大抵不会有失。不过,汲黯并非完人。史称汲黯为人性情倨傲,当面批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有一次他犯颜直上,让汉武帝下不来台。但汉武帝最终能容,确是雄主心胸,凡事皆以国事为重,不以私愤而取舍。
当时,汉武帝正招选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意谓心藏很多欲望而表面装仁义,很难达到唐尧虞舜那样天下大治的局面。这简直就是不给人留一点颜面,汉武帝沉默不语,接着勃然大怒,然后脸色难看地结束朝会。退回内宫,还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质朴忠直也太过分了!然而汉武帝终究未对汲黯有什么惩处。
当时,群臣中就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负有辅佐匡正之责的大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吗?况且我既然已经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的确是忠贞为国之士,忠言逆耳,古今有多少人听得烦心,必欲不听而后快,唯雄才大略者有这样的心胸肚量,容得下忠良之言,其虽一时震怒,却终不会加诸半点问责。
事实上,汉武帝对汲黯常常是关爱有加。汲黯身体多病,在三个月的病假期限快到时,汉武帝多次特许延长他的病假时间。后来病重时,庄助替他请假,汉武帝便问庄助汲黯的为人。庄助说:让他任职当官,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说到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他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他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谁也无法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汉武帝说:“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汉武帝对汲黯的认可,亦很中肯。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首次命令各郡国各自察举孝廉一人,史称这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总体上看,汉武帝初任这几年,只是重视人才治国的策略,其雄才大略也未尽展。只是历史的演绎,把时势放在他眼前,由他作出决断,汉武帝顺势而为,也就开启了大汉的强盛时代,而人才也因之辈出。
褒贬不一的汉武帝
读《史记·孝武本纪》,会对汉武帝刘彻的一生充满疑惑,通篇记述的都是他巡游封禅敬鬼神的故事,似乎没干什么正事。这大抵是因为司马迁因李陵投降匈奴为其分辩而被武帝施以宫刑一事之故,而有意把其文治武功忽略或散见于其他臣子列传中。不过,历史上对汉武帝刘彻的评价,也往往褒贬不一。
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叙述一番汉武帝的事迹后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意谓《诗经》《尚书》上所称道的古代贤王也不过如此,可以说是极言武帝的文治武功。这一类评价,往往着眼于他征战四方、开疆拓土、远扬国威,以及其他功业。
然而,千年后的司马光在列叙“班固赞曰”后,即来了一段“臣光曰”,则多有贬抑:“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显然,司马光对秦始皇的评价比较负面,而在他眼里汉武帝和秦始皇没什么两样。这一类评价,往往着眼于他穷兵黩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结果就是“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但在用人上,积极正面的评价居多,司马光与班固两人意见亦相类。司马光在记叙汉武帝逝后写道:“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可谓盖棺定论。班固则早就称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当然,在司马光看来,天下的人才是不缺的,关键在你想干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为你所用。他这样写道:“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隐含的意思是,治国大略决定了用人谋略,要是把治国大略重心放在造福百姓上会更好,就能复兴商周时期的太平盛世,而相应的辅佐人才也会辈出。
汉武帝的治国思路转变固是事实,而武将文臣为之用亦是事实,但前提仍然是汉武帝善于任用贤能。倘若不善用人,则空有雄略而不能尽展。再好的江山,也会如秦二世胡亥般三年玩完,不会延运日久。
广纳贤才
事实上,汉武帝是以延揽人才来开局的。公元前141年正月,刘彻16岁即帝位。第二年冬季十月,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出题“问以古今治道”。事实上,在今天看来,这是在同一年,因为古代纪年都是从冬季开始的。也正是在武帝任上,于公元前104年夏季五月改正朔,他命公孙卿、司马迁等拟定汉朝《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开始,延续至今。
以广纳贤才来开治理之新局,是为雄主治国理政的大气象。
当时有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其中广川人董仲舒写了一篇很长的答卷,汉武帝很赞赏,当时即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其中关于用人之道,也有一番论述,对汉武帝当有潜在影响。
董仲舒在策论中针砭时弊:“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遂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官吏大多是官二代、富二代,这哪能选出贤能之士?同时还凭资历就能得富贵、升官职,这样的用人思路显然会堵塞贤路。
董仲舒建议: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而且能够“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把举荐贤能作为对官员考察的重要依据,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化的举荐贤才措施。贤才举荐来了怎么办?“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意谓不重资历,而重实际能力,根据才能大小、品行高低来任用。这样的用人思路,在当时可谓超前,即便在今天也很有价值。
事实上,汉武帝即位开始,还在全国选拔“文学材智之士”,予以破格重用。当时,便有很多人上书议论国家政事得失,自我标榜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汉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比如有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他们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汉武帝经常让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国政得失,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当然,这些人才带有娱乐性质,汉武帝也未必真的重视,“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这表明,汉武帝心里对人才的斤两还是很清楚。东方朔倒是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的补益作用。
认可汲黯
除了董仲舒外,汲黯的任用也体现了汉武帝的贤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提拔任用东海太守汲黯担任主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此前,汲黯在东海注重择贤能再放手任用,他本人只布置和检查主要政务,不苛求细枝末节。他曾生病在家一年多,但东海郡却治理得很好,百姓交口称赞他。汉武帝听到了,便起用汲黯。此前,河内郡失火烧毁了一千多家民房,汉武帝便让他去视察,结果汲黯假托天子命令擅自行事,命令官员发放官仓积粮以救济贫民,返回后即请罪。但汉武帝很赏识他,便赦免了他的罪名。
任用汲黯,汉武帝注重的是人才的贤名,属于“国人皆曰贤”一类,同时还注重人才的忠诚与胆略,亲自考察。这样用人,大抵不会有失。不过,汲黯并非完人。史称汲黯为人性情倨傲,当面批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有一次他犯颜直上,让汉武帝下不来台。但汉武帝最终能容,确是雄主心胸,凡事皆以国事为重,不以私愤而取舍。
当时,汉武帝正招选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意谓心藏很多欲望而表面装仁义,很难达到唐尧虞舜那样天下大治的局面。这简直就是不给人留一点颜面,汉武帝沉默不语,接着勃然大怒,然后脸色难看地结束朝会。退回内宫,还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质朴忠直也太过分了!然而汉武帝终究未对汲黯有什么惩处。
当时,群臣中就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负有辅佐匡正之责的大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吗?况且我既然已经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的确是忠贞为国之士,忠言逆耳,古今有多少人听得烦心,必欲不听而后快,唯雄才大略者有这样的心胸肚量,容得下忠良之言,其虽一时震怒,却终不会加诸半点问责。
事实上,汉武帝对汲黯常常是关爱有加。汲黯身体多病,在三个月的病假期限快到时,汉武帝多次特许延长他的病假时间。后来病重时,庄助替他请假,汉武帝便问庄助汲黯的为人。庄助说:让他任职当官,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说到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他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他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谁也无法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汉武帝说:“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汉武帝对汲黯的认可,亦很中肯。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首次命令各郡国各自察举孝廉一人,史称这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总体上看,汉武帝初任这几年,只是重视人才治国的策略,其雄才大略也未尽展。只是历史的演绎,把时势放在他眼前,由他作出决断,汉武帝顺势而为,也就开启了大汉的强盛时代,而人才也因之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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