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何会形成？东汉以来矛盾的集中爆发

Answer 1

在讲述三国是如何形成的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代王朝是如何衰落的。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便形成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统一帝国，这放到各个文明当中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因为它太超前了。这种统一帝国的优点是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统一文字、统一思想、统一度量衡，并且集中强大的人力物力完成修长城、改道黄河这种巨型工程，以及组织军事力量抵御外寇入侵。

但反过来说，这种超前的体制也使政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管理这么大的领土，帝国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层层分级的管理体系，加之尚不具备足以配套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因而政权中央对基层民众的控制能力有限，而层层叠加的行政成本既影响了政权本身的运转效率，也把中间造成的各种损耗变成巨大的成本并最终落到了底层人民头上。

当政权初始，因为战火的影响使得地广人稀，这时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还足以承担这样的成本。但随着经济复苏，人口增长，人均耕地减少的同时，政权运行成本也在不停增加，使得底层民众逐渐无法承担。这种矛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帝国就会产生统治危机，之后经过一轮新的战乱洗牌，政权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出发，循环往复。

东汉政权建立在西汉的废墟之上，豪强势力的增长使得帝国无法维持曾经那种全民皆兵的体制，在光武帝刘秀的主导下，地方废除了材官骑士，进行军事收缩。

所谓豪强，指的是集合了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家族，他们通过祖上积累发迹之后，不断购置土地雇佣佃农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财富。当他们拥有的财富和人口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发展出了庄园经济，大型庄园里不但有着完整的农业体系，甚至还有着畜牧业和手工业，喂养着马、猪、鸡、羊、鱼等牲畜，酿酒、制酱、制糖、制脯、织布、制造器械、制作器物等均可在庄园里进行，有些庄园里甚至还可以冶铁、煮盐。在经济基础的完备之上，庄园还发展出了自己的内部秩序，组织起了教育和武装，俨然独立王国。

比起臃肿不堪的帝国制度，庄园在规模和管理模式上无疑要轻巧许多，而且不用承担庞大的军事和建设费用，庄园内部的佃农在生活条件上比起普通农民要强上许多。但问题在于，豪强的庄园会和政府争夺人口，使国家收不上税，影响朝廷的运转功能，因而是打击对象。豪强和朝廷的这种竞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间的竞争，某种意义上，皇帝就是最大的豪强。

汉武帝时期便大力打击豪强势力，但依然阻止不了豪强群体的产生和扩大，甚至连光武帝刘秀都出身豪强家族。东汉在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里，国家尚有余力对外经营，但随着时间进入到公元二世纪，朝廷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一方面是豪强势力变得越来越强大，占据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并且逐步把控舆论和人事，另一方面是气候的变化导致灾害频发，减少粮食收成，并影响到异族动向。这时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的异族大举入侵骚扰边地，东汉朝廷为了解决持续百年的羌乱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在桓帝朝几乎打光了朝廷的老本。自耕农在天灾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面临破产境地，只能选择起义或是投靠豪强，这又进一步加重了东汉朝廷的统治危机。

到了灵帝朝，整个东汉已经深陷财政泥沼当中。灵帝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增加开支，包括临时征税，在后宫开市场，卖官，向新上任官员勒索钱财来补修宫殿等等，甚至因此闹出人命。

然而这些手段并没有缓解朝廷的危机，反而进一步损害到朝廷的威信，并且变相胁迫官员参与腐败。而各地的起义活动依然如火如荼，朝廷已经无力支撑平叛军费，只好下放募兵权到州郡，由地方自行承担军费，还允许官员带领家兵平乱。

这种势头在黄巾之乱后愈演愈烈，灵帝为了安抚 社会 矛盾，在位22年下令大赦天下多达20次，还解除了党人的禁锢。但这些行动都无济于事，起义活动依旧频繁，汉灵帝只好一边卖官一边继续下放兵权和财权，到最后发展成批量生产关内侯的名号和印绶卖钱，并建立了掌控一州军政大权的州牧制度。

那么问题来了，朝廷养不起兵，那地方官员又要如何去养兵呢？答案是和豪强结成合作关系。即豪强出钱出人，官员在政府里赋予豪强特权和地位，用一种不同于帝国集权制度的方式来发展武装力量。

执掌益州的刘焉和执掌荆州的刘表在上任后都是先对不肯合作的本地豪强痛下杀手，然后扶植愿意合作的豪强势力，通过出让部分权力来获取他们的支持，以此来达成对地区的支配。这中间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即豪强的所处地位。

在原本的集权帝国里，豪强处于竞争关系，会和政府争夺人口，是打击对象。而在新的体系下，豪强是需要争取拉拢的对象，是合作关系。但双方合作到哪个地步是要有考量的，如果豪强势力过大，那么政府的集权力量就无疑会遭到削弱，但当时的状况又难以支撑集权的维持，因而双方只能在竞争和合作的双重关系中不断拔河。

结果就是，地方官员在这种拔河过程中完成了对地区的军政主导，也就是军阀化的过程。当他们完全可以承担起军费独力平叛，不给朝廷添麻烦的时候，也就在事实上挣脱了对朝廷的依赖，这时的他们离独立只差一根导火索。而这根导火索马上就来了，那就是董卓进京。

灵帝英年早逝，何氏兄妹这对出身平民的外戚在权力斗争中居然产生了和宦官和解的契机，但在以袁绍为首的士人挑动下，双方最终展开殊死斗争并同归于尽。进入权力真空期的首都雒阳被兵强马壮的董卓所掌控，他凭借救驾之功君临于众臣之上。

董卓的运气可以说非常好，也可以说非常差。虽然他凭借千载难逢的机会没费多大力气就入主雒阳，但留给他的却是一个烂摊子要去收拾。各地官员对朝廷的离心力已经越来越强，朝廷没能走出财政危机的同时还在进行一次次的内斗消耗，当务之急是重塑朝廷的权威，不至于落得离心离德的下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董卓也做了许多努力，例如和董太后攀亲戚，想要给自己揽上外戚的地位，又提拔海内名士，大家一起加官进爵，以此扶植亲信。但遗憾的是，董卓作为一介边地武人，身处大汉鄙视链的低端位置，且于国未有大功，相似出身的张奂和段熲等人在宫廷变乱中都是扮演打手身份，未有统揽大局的众望。因此官僚群体对董卓并不服气，也不愿接受其收买，反而时刻想要将其除掉。执金吾胡母班在写给舅哥河内太守王匡的劝降信里，称反对董卓的关东诸侯们实际上是嫉妒董卓，极有可能是实情。

然而董卓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反而以废立皇帝的举动彻底激怒了士人集团。嗅觉敏锐的士人们已经预感危机将要来临，因而纷纷逃出雒阳，不久后便有人打出了讨伐董卓的旗号，一呼百应。虽说也有大量的地方官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响应，但他们也没有尽力地去帮助董卓阻拦联军，而是处于观望状态。董卓所掌控的朝廷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权威坠地。

董卓就像是一个手法粗糙的蒙古大夫，他急于证明自己的医术，用以毒攻毒的土方给身患重病的患者开了一剂砒霜，结果加速了患者的死亡。

董卓死后，他的部下李傕郭汜在斗争中获胜。虽然二人姿态放得比董卓要低，还派出大臣出使关东，想要凭此挽回朝廷的信誉，但覆水难收，已经跌到谷底的汉室声望已经难以约束各地诸侯的行为。已经军阀化的地方官员们所做的也不过是意思意思，不会真的听令于李郭，而且两人很快就陷入内斗当中，他们派出去的使臣最后也遭到袁术的扣留，天下真的到了不知当几人称王几人称帝的地步。

鲁肃对孙权说汉室不可兴，指的并非是刘家人不能再做皇帝，而是天下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秩序。豪强势力在地方的抬头破坏了旧的秩序，而新的秩序必须将这些人容纳在内，和豪强互斥的集权帝国对他们毫无吸引力，所以他们并不想回到两汉并且事实上大家也没有条件再回到两汉，只有能和豪强共存的新体制才是他们所期盼的，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有资格走入下一个时代。鲁肃能洞察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豪强出身。

曹魏的建立者曹操是一个重视效率的人，他对豪强这种存在自然是谈不上什么好感，一度重拳出击想要立下马威，结果遭到大半个兖州的豪强势力背叛，只剩下三个县的地盘，这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和时势相对抗的能力，开始 探索 和豪强的共处之道。

曹操迎奉天子获取权威，并赋予豪强将军或中郎将的名号，又划二三县为郡作为其势力范围。通过正式的官职收编豪强，给予他们正当的军政权力。

这无疑是曹操对现实所做出的妥协，后出师表说昌霸曾五次对曹操进行造反，在三国志里也记载了至少有三次，但曹操依然选择原谅。关中人刘雄鸣两度落入曹操之手都得到善待。幽州名士田畴多次不肯顺从曹操的心意，曹操也不敢怠慢。酒泉人黄华在曹丕继位初期绑架太守造反，投降后依然官运亨通。对于这种鞭长莫及的叛乱，曹操所控制的朝廷很难像两汉时期那样亲自发兵去平定，需要高度仰仗豪强甚至是异族的出兵，如果对方愿意主动投降自然会获得优待。

曹魏的地方官员在治理境内时也高度仰仗豪强们在内政和军事方面进行协作，甚至有王凌这种为了治理地方而不肯放部下进京，最终遭到弹劾的极端案例。

但曹操也并非一味妥协，他通过直接招募人员来进行屯田，并制定极高的税率，用以充实国用，并以此为根基组建中外军。而对于各地官员与豪强协作招募的州郡兵，虽然不由朝廷全额承担军费，但曹操建立了都督制，派出心腹要员管理这些部队。为了抑制新军阀的产生，又建立了质任制，以地方将官和军户家属作为人质，增加其造反时的顾虑。而曹操的后人也继续完善着都督制，严格限制了都督的职权。

毫无疑问，中外军才是曹魏真正的基石，如果失去了中外军那么曹魏朝廷也就没有了控制四方的本钱。从记载中能够看出，曹魏的中外军拥有超然一等的地位，司马昭伐蜀时，专门出台乙亥诏书，规定州郡将督的封赏不能和中外军相同。邓艾招募的凉州兵马和羌胡健儿虽然屡立奇功，却鲜有封赏，而钟会手下的中军将领虽立下功必得封侯。

同时，曹魏养这支部队也养得十分吃力。抵御诸葛亮北伐时因为中军经常出动，为了供应后勤专门调来了冀州的农丁屯田。司马懿远征辽东时，四万军队一年的开销就给朝廷带来了很重的负担。司马昭时期因为陈泰不轻易求朝廷出动中外军，还得到了司马昭的私下表扬。

主要原因还是随着战乱迁徙和豪强隐匿，朝廷本身能掌握到的人口数量极少。东汉巅峰时期朝廷掌握的账面户口为5647万，而曹魏灭蜀时，曹魏账面户口仅为443万，不到东汉的十分之一。但在三国统一的这二十年间，全国户籍增长到了三倍，由此可知各国掌握的人口少得可怜以及户籍隐匿现象有多严重。

魏蜀吴三国的户籍人口总和为767万，而士兵总数在90万以上，比例接近八比一。东汉时期户籍和士兵数最多只能达到一百比一，而且不能长时间维持，可以得知魏蜀吴三国的常备兵里完全由朝廷出钱来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曹魏大臣高堂隆的上疏里称大臣的俸禄不及东汉时的五分之一，西晋时期三公尚书令的俸禄也只有东汉时期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见曹魏乃至西晋朝廷在财政方面都不是很宽裕。而史书上却有不少记载透露出魏末晋初的官员们享受着奢侈的生活，那他们用来奢侈享受的钱肯定不是来自于俸禄。除开贪污受贿的部分，其他的便是来自于合法收入，比方说食邑、赏赐、田产，连被认为生活清贫的山涛都去占过国家的官田。

即使用了很多办法来限制地方都督，但这种仅以中军为基石的体制无疑还是为新军阀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等到朝廷权威衰落的一天，他们早晚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来自豪强的诅咒。只不过曹魏尚未等到那一天到来，就被司马家族篡夺了政权。

孙吴的体制又比曹魏更进了一步，因为孙策兄弟早期地盘小兵力少，且名位不足又是逆贼袁术的旧部，很难像曹操一样用官职军号来收编豪强，因而双方经历了异常激烈的冲突。孙策对反抗者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手段，对于不服自己或者威望可能超过自己的人甚至到了有点神经质的地步，他的死也与其分不开关系。孙权上台后也贯彻了孙策的路线，但随着孙家兄弟在江东逐步站稳脚，又接受了朝廷的册封，越来越多的江东大族愿意加入孙氏兄弟麾下，例如吴郡的顾陆朱张。

而在面对反对者的声音时，孙权和他兄长一样毫不留情。吴郡大族出身的沈友在对孙权表达出尖锐的反对意见后马上就遭到了处决，沈氏一族在孙权时期没有一人身居高位，直到孙吴末年才有丹阳太守沈莹得到任用，到东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了一流高门。

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孙权最终还是和江东大族又尤其是吴郡出身的豪强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这些人在孙吴的政权中担任着各种重要官职并拥有相当大的特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人事选举权。

但也因为他们享有如此多的特权，因而对孙吴政权产生了相当大的认同感，当孙权向曹丕称臣接受吴王的册封时，孙权手下的文武官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他们已经不再向往北方的政权。这种自成一派的自我认同感一直延续到了晋末，陆家后人陆机死前仍在怀念故乡的华亭鹤唳，顾家后人顾荣也在中原战乱愈演愈烈之时拒绝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征辟，选择返回故乡江东。

但在江东大族之外，孙策带过江的旧部也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孙策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源形成至高无上的话语权，所以采取了一种给部下划分专属部队和地盘的方式，也就是部曲制和封邑制。孙吴的武将们要自己去经营地盘招募士兵筹措军费，也就是说，当时的孙吴将领们都是一个个的小军阀，然后大家再一起服从孙策这个大军阀。

能够在孙吴政权里混出头的人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必须做到上马管军，下马管政，因而孙吴的武将谋士在各种记载里大都以文武双全的形象出现。像贺齐这种早年当县长时，曾经硬生生凭实力铲除当地豪强的人就非常合孙权兄弟的口味，在孙吴政权下混得风生水起。

孙权还将掠夺山越的人口资源作为基本国策，相关记载显示，孙吴将领们可以直接获得所掠夺到的人口。三国志记载孙吴在历次掠夺山越的行动中获得十三万户，三万零八百人，兵十万四千，这其中还不包含没有列出具体数字的行动，而孙吴全国的户籍也不过五十多万户二十多万兵。

因此，孙吴的豪强力量极其强大，甚至可以说孙吴朝廷本身就是一群豪强在支撑着。贺齐的孙子贺邵当吴郡太守时，因为地域间的纠纷，而去搜捕顾家和陆家等吴郡强族非法藏匿的人口，直接惊动到了陆抗和孙皓，最后事件不了了之。孙吴政权和豪强大族之间原本就形成了不成文的默契，贺邵不可能不知道，他应该清楚自己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而是想借此警告对方不要骑到自己头上来。

然而豪强的力量越大，朝廷自身的力量就越受影响。因而孙吴政权是孙家和几个大家族共同掌权，皇帝要给予这些家族代代高官厚禄，认可其势力范围，甚至于在皇帝缺乏威望时要看他们的脸色。因而皇帝弱势的时候，不免出现大族间的内斗。孙权在失去孙登这个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后便对大臣疑神疑鬼，他扶植鲁王势力可能是想要大族们互相攻讦，削弱其实力，结果最后却玩砸了。

孙吴的体制因为和后来的东晋南朝十分相似，因而并称为南方六朝，同时，这六朝的家族传承性也很强，许多大族从汉末一直持续到了唐朝。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吴的体制不能算是失败，甚至可以说是在时局条件下达到了一种稳态，而这种稳态为研究中古时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假如没有异族的入侵，在豪强对政权完成侵蚀之后，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大型的六朝。

蜀汉的资料较少，因而体制难以深研。按照九州春秋的说法，诸葛亮是通过对荆州流民的户口登记工作获得了刘备的重视并让刘备有了争雄的资本，所谓如鱼得水，当是此意。而从杨洪传和马忠传的记载来看，蜀汉政权至少在刘备时期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两汉军国体制。

但很明显，94万的账面人口说明了蜀汉的隐户问题并不比魏吴两国来得轻，部分蛛丝马迹也证明了即使是在蜀汉的北部地区，也靠豪强养了不少部队。

至于南中地区，则明文记载这里的豪强承担了北伐中的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至于谯周最后在劝刘禅投降时也提到这一点并让其小心南中人背叛。

马谡在诸葛亮南征时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诸葛亮也在南征时专门下令生擒在当地人里拥有极高威望的孟获，不但让其参观军阵，而且七擒七纵，目的就是让孟获对蜀汉军队的强大实力产生认知，让他惧怕蜀汉的“天威”，不敢发动反叛并且阻拦当地人反叛。此外，孟获等南中豪强获得了蜀汉朝廷的任用，南中官员也大量任用当地豪强渠帅，这是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特权，使他们愿意为朝廷出资出力，而不是陷入平叛再反叛的泥沼里。

庲降都督张翼因为执法严格，造成了当地部落的再次叛乱，很快就被诸葛亮撤换。蜀汉朝廷并不把南中人的叛乱和平叛看作是小事，而是尽量选用能安抚当地人的官员。

除开南中，蜀汉也重视北边的羌胡少数民族，这些异族豪帅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援了蜀汉的北伐。从某种角度上说，姜维可以受到蜀汉朝廷的重用便是因为他在异族当中具备相当的威望，不但蒋琬曾建议朝廷让姜维去联络异族，姜维自己北伐时也有意识地去利用这些人。

在竭力借助巴蜀豪强、南中豪强以及周边异族的情况下，蜀汉得以以一隅之力养活大量军队。但即便如此，蜀汉的军队之多还是令朝廷产生了相当重的负担，并且由于北伐的国策，蜀汉长期拥有两支以上的常备军，这更进一步加重了负担。因而诸葛亮在从建兴六年（228）到建兴九年（231）这三年间进行了四次北伐之后，要花三年时间来积蓄力量。而姜维重开北伐之后，十年不到就把国家搞残了。

好在诸葛亮、姜维等身处高位之人鉴于国家所处的困境，以身作则约束自身，来保持清廉的官场风气。邓芝身为车骑将军，靠俸禄生活，家人都不免饥寒，可以看出蜀汉官员的待遇有多低，更能看出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

蜀汉的体制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非常体制，将对外战争的胜利放到首位，它要求当政者德才兼备，前线将领要打胜仗，君臣内部相安无事，哪一环出了问题都会带来极大的内部矛盾。这注定了蜀汉的体制十分脆弱，难以维系，甚至可以认为，即使蜀汉真的成功完成了北伐也会逐步放弃先前的体制以谋求长远，结果脆弱体制下的蜀汉一触即溃，崩塌得最为彻底。

所谓三国，便是在集权帝国遭遇统治危机，无法再保持这种存在形式后，不同人群寻找不同道路的时代。有人没有感受到时代的变化想要维护秩序，有人看到了时代的变化想要趁势而起，有人顺应时代的变化随波逐流，有的人不愿顺应时代的变化做着恢复往昔的大梦，还有千千万万没有选择权的人成为这些人追求道路的垫脚石。

当长江水面上的重重铁索在西晋的浩荡船队前灰飞烟灭时，时代似乎给出了它的答案。但四面环伺的五胡强敌和从毛发到骨髓深入政权的大小豪强，又昭示着这并非是 历史 真正的出口。对此时的人们而言，他们还无法预料到未来的帝国将会驶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