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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尊敬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极其幸运:他出生于合适的时代,当物理学界面临着重重危机时,他的创造力正处于巅峰。换句话说,他有机会改写物理学的进程,这也许是自从牛顿时代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这种机遇少之又少。这个机会当然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放。可是他们都错失其重点,因为他们死守着旧观念。爱因斯坦没有错失重点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

一、更自由的眼光使他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

1905年通常称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在那一年,爱因斯坦引发了人类关于物理世界的基本概念(时间、空间、能量、光和物质)的三大革命。一个26岁、默默无闻的专利局职员如何能引起如此深远的观念变革,因而打开了通往现代科技时代之门?当然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也许可以分析他成为这一历史性人物的一些必要因素。

首先,爱因斯坦极其幸运:他出生于合适的时代,当物理学界面临着重重危机时,他的创造力正处于巅峰。换句话说,他有机会改写物理学的进程,这也许是自从牛顿时代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这种机遇少之又少。E.T.贝尔(Bell)的《数学精英》引用了拉格朗日(J.L.Lagrange,1736-1813)的话:

虽然牛顿确实是杰出的天才,但是我们必需承认他也是最幸运的人:人类只有一次机会去建立世界的体系。

这里,拉格朗日引用的是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第三卷即最后一卷前言中的话:

现在我要演示世界体系的框架。

拉格朗日显然非常嫉妒牛顿的机遇。可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公开评价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幸运的牛顿,幸福的科学童年……他既融合实验者、理论家、机械师为一体,又是阐释的艺术家。他屹立在我们面前,坚强、自信、独一无二。

爱因斯坦有机会修正200多年前牛顿所创建的体系。可是这个机会当然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放。的确,自从1881年麦克尔逊-莫雷(Michelson-Morley) 首次实验以及1887年第二次实验以来,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一直是许多人在钻研的热门课题。令人惊奇的是,当爱因斯坦仍在苏黎世念书时,他已经对这个题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899年他曾写信给他后来的太太米列娃:

我还了赫姆霍兹的书,现正在非常仔细地重读赫兹的电力传播工作,因为我以前没能明白赫姆霍兹关于电动力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论述。我越来越相信今天所了解的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与实际并不相符,而且可能有更简单的理解方式。

他追寻此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六年以后引导出了狭义相对论。

当时许多科学家对这个科目也极感兴趣。庞加莱(L.H.Poincaré,1854-1912) 是当时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也正在钻研同一个问题。事实上,相对性 (relativity)这一名词的发明者并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庞加莱。庞加莱在1905年的前一年的演讲《新世纪的物理学》中有这样一段:

根据相对性原则,物理现象的规律应该是同样的,无论是对于固定不动的观察者,或是对于作匀速运动的观察者。这样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辨别我们是否正处于这样一个运动状态。

这一段不仅介绍了相对性这个概念,而且显示出了异常的哲学洞察力。然而,庞加莱没有完全理解这段话在物理上的意义:同一演讲的后几段证明他没有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relativity of simultaneity)这个关键性、革命性的思想。

爱因斯坦也不是首位写下伟大的转换公式的人:

之前,洛伦兹(H.A.Lorentz,1853-1928)曾写出这个公式,所以当时这个公式以洛伦兹命名,现在仍然是这样。可是洛伦兹也没能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这个革命性思想。1915年他写道:

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死守一个观念:只有变量t才能作为真正的时间,而我的当地时间t'仅能作为辅助的数学量。

这就是说,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正是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才能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

几乎今天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同意是爱因斯坦创建了狭义相对论。这对庞加莱和洛伦兹是否公平?要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引用怀特海(A.N.Whitehead)的话:

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义是两回事。每一个重要的理论都被它的发现者之前的人说过。

洛伦兹和庞加莱都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机遇。他们致力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可是他们都错失其重点,因为他们死守着旧观念,正如洛伦兹自己后来所说的一样。爱因斯坦没有错失重点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

要有自由的眼光(free perception),必须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远距离眼光(distant perception)这一常用词就显示了保持一定距离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远距离眼光还不够,必须与近距离的探索相结合。正是这种能自由调节、评价与比较远近观察的结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按照这一比喻,我们可以说洛伦兹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近距离眼光,而庞加莱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远距离眼光。

中国伟大的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强调过“心理距离”在艺术和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性。我认为他的观念与上述的远距离眼光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而已。在最权威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Subtle Is the Lord中,作者选择这样一个词来描写爱因斯坦的性格:孤持(apartness),并且在第三章开始时引述道:

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单独地、孤立地、独自地。(《牛津英文词典》)

的确,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

1905年爱因斯坦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是他于3月间写的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光是带分立能量hv的量子。常数h由普朗克于1900年在其大胆的关于黑体辐射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朗克变得胆怯,开始退缩。1905年爱因斯坦不仅没有退缩,还勇敢地提出关于光量子的“启发性观点”。这一大胆的观点当时完全没有受到人们的赞赏,从以下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八年后,当普朗克、能斯特 (W.H.Nernst)、鲁本斯(Heinrich Rubens)、瓦尔堡(O.H.Warburg)提名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推荐书上说:

总之,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物理学的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没有做过巨大贡献的。当然他有时在创新思维中会错过目标,例如,他对光-量子的假设。可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批评他,因为即使在最准确的科学里,要提出真正新的观点而不冒任何风险是不可能的。

这封推荐书写于1913年,其中被嘲笑的光-量子假设(hypothesis of light -quanta)指的就是上述爱因斯坦于1905年大胆提出的想法。可是爱因斯坦不理这些嘲笑,继续把他的想法向前推进,于19 16至1917年确定了光量子的动量,进而发展为1924年对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的划时代的认识。

光量子这一革命性之观点产生的历史可以总结为:

1905年,爱因斯坦关于E=hv的论文

1916年,爱因斯坦关于P=E/c的论文

1924年,康普顿效应

在那些年里,在1924年康普顿效应确立之前,爱因斯坦完全孤立,因为他对光量子的深邃眼光不被物理学界所接受。

二、广义相对论是他的一次纯粹的创造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他创造了这个机遇。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在1905年至1924年之间,爱因斯坦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广义相对论。作为科学革命,广义相对论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设想宏伟、美妙、广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学,而且它是一个人独自孕育并完成的,这一切让我想起《旧约》里的创世篇(不知爱因斯坦本人是否曾想起这个比较)。

当然,我们很自然也会想起其他的科学革命,例如牛顿的巨著、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不同之处:牛顿的工作确实是宏伟、美妙、广邃的。对。可是在他之前有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还有更早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成果。他也不是当时唯一在寻求万有引力定律的人。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都是影响深远的革命。可是它们是当时许多人研究的热门课题,都不是由一个人所创建的。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他创造了这个机遇。他独自一人通过深邃的眼光,宏伟的设想,经过七八年孤独的奋斗,建立起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体系。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三、他的新眼光改写了基础物理的发展进程

爱因斯坦逝世50年来,他的追求已经渗透了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灵魂,这是他的勇敢、独立、倔强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证明。

广义相对论代表引力场的几何化。自然而然它使爱因斯坦接着提出电磁场的几何化。从而又产生了将所有自然力几何化的想法,即统一场论。此发展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重点。例如,1949年至1950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他最后的研讨会上,他尝试着把电磁场Fμν合并成不对称的度量gμν。他这个尝试和他先前在同一方向所做出的努力一样,都没能成功。

由于没有成功,也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初,爱因斯坦将其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这项研究上而忽略了像固体物理和核子物理这些新发展的领域,他经常遭受批评,甚至被嘲笑。他对于统一场论的投入被描述为着魔(obsession)。这种批评的一个例子是拉比(I.I.Rabi,1898-1988)于1979年在普林斯顿举行的爱因斯坦百年纪念上所讲的话:

当你想起爱因斯坦于1903或1902年至1917年的工作时,那是极其多彩的,非常有创造力、非常接近物理,有非常惊人的洞察力;然而,在他不得不学习数学,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微分几何的时期以后,他就改变了。

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的那种对物理学的伟大创意也随之改变了。

拉比是否正确呢?爱因斯坦有没有改变呢?

答案是:爱因斯坦的确改变了。改变的证据可以在他1933年的斯宾塞演讲《关于理论物理的方法》中找到:

……理论物理的公理基础不可能够从经验中提取,而是必须自由地创造出来…… 经验可能提示适当的数学观念,可是它们绝对不能从经验中演绎而出……

但是创造源泉属于数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单纯的思考可以抓住现实,正如古人梦想的一样。

虽然你可以同意或反对这些非常简要的论点,但是你必须同意它们强有力地描述了爱因斯坦在1933年关于如何做基础理论物理的想法,而且此想法相对于他早年的想法有极大的变化。

爱因斯坦自己对这一变化非常清楚。在他70岁出版的《自述》里,我们看到:

……我作为一个学生并不懂得获取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深奥知识的方法是与最复杂的数学方法紧密相连的。在许多年独立的科学工作以后,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一点。

很明显,在这一段里,“独立的科学工作”指的是他于1908年至1915年期间创建广义相对论的长期奋斗。长期奋斗改变了他。是否朝更好的方向改变了呢?拉比说:不是,他的新眼光变成徒劳无益的走火入魔。我们说:他的新眼光改写了基础物理日后的发展进程。

爱因斯坦逝世50年来,他的追求已经渗透了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灵魂,这是他的勇敢、独立、倔强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证明。
花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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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1825年7月16日出生在英国一个教师的家庭。早年的赫胥黎因为家境贫寒而过早的离开了学校。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奋,靠自学考进了医学院。1845年,赫胥黎在伦敦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毕业后,他曾作为随船的外科医生去澳大利亚旅行。也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赫胥黎酷爱博物学,并坚信只有事实才可以作为说明问题的证据。
1859年11月3日,达尔文的科学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一天,伦敦街头的几家书店门前,人声鼎沸,挤满了许多前来购买这本刚出版的新书的读者。初版的1250册新书,当天就被争购一空。
这本观点新奇、内容独特的著作一出版,立即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有些人兴高采烈,拍手称赞;有些人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更多的人则把它当成奇闻传说,到处宣扬。达尔文的剑桥大学老师、地质学家塞茨威克写信给达尔文说:“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他甚至还在杂志上发表不署名的文章,讽刺挖苦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索”。
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则攻击达尔文的著作是“恶作剧”,一批教会首领对达尔文的著作更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企图组织反进化论者群起而攻之。他们有人写匿名信威胁达尔文:“你是英国最危险的人!”“打倒达尔文!”一场大论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当时,进化论思想还没有普及,进化论者的队伍也不够壮大,在这场大论战中支持达尔文的人处于少数。为了有力地反击教会反动势力的围攻,捍卫进化论思想的纯洁性,达尔文是多么希望志同道合的战友的支持啊!于是,他给伦敦矿物学院地质学教授赫胥黎郑重地寄去一本自己的新作,请他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和评价。
赫胥黎以极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他认为,尽管书中的某些不甚重要的结论,还有待继续研究与探讨,但通篇而论,这部论著有着极宝贵的价值,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它必将引起一场科学思想的深刻革命。赫胥黎最后告诉达尔文,他将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捍卫的科学思想的大论战中去。他在信中说:“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必要的话。”“我正在磨利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赫胥黎并郑重地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
1860年6月30日,关于进化论大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在牛津大学面对面地展开了。这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召开的辩论会。以赫胥黎、胡克等达尔文学说的坚决支持者为一方,以大主教威伯福士率领的一批教会人士和保守学者为另一方,摆开了论战的阵势。面对威伯福士之流的恶毒攻击和挑衅责难,赫胥黎镇定自若。当威伯福士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下讲台时,赫胥黎从容不迫地走上了讲台。
他首先用平静、坚定、通俗易懂的语言,简要地宣传了进化论的内容,然后辛辣尖锐地批驳了大主教的一派胡言,回敬了他的无耻挑畔。他以激动而响亮的声音说道:“我要重复地断言,一个人有人猿为他的祖先,这并不是可羞耻的事。可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并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里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还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煽动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见来压制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啊!”
赫胥黎以雄辩的事实,富有逻辑性的论证,同大主教那种内容空洞、语无伦次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众们都为赫胥黎的精彩演讲热烈鼓掌。威伯福士脸色铁青,自知在这场辩论中败于赫胥黎,只得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
但是,战斗远没有结束。在为宣传进化论而进行的几十年的斗争中,赫胥黎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充当捍卫真理的“斗犬”。人们高度评价赫胥黎坚持真理、捍卫和传播科学真理的崇高品格,说:“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那么,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他与理查德·欧文的科学辩论证明人类和大猩猩的脑部解剖具有十分的相似性。有趣的是赫胥黎并不完全接受达尔文的理论 (例如gradualism), 相对于捍卫自然选择理论,他对唯物主义专业科学精神更加推崇。
作为科普工作的倡导者,他创造了概念“不可知论”来形容他对宗教信仰的态度。
他还创造了概念"生源论", 这一理论是说一切细胞起源于其他物质也叫“自然发生”,就是说生命来自于无生命物质。
赫胥黎发表过150多篇科学论文,(如《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动物分类学导论》《非宗教家的宗教谈》《进化论与伦理学》等。)内容不仅包括动物学和古生物学,而且涉及地质学、人类学和植物学等方面。他对海洋动物的研究尤为著名,曾指出腔肠动物的内外两层的体壁相当于高等动物的内外两胚层。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竭力宣扬进化学说,与当时的宗教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进一步发展了达尔文的思想,是最早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之一。1893年,他以68岁的高龄应友人邀请,到牛津大学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题为《演化论与伦理学》,主要讲述了有关演化中宇宙过程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对于生物发生、生物进化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3—1921年)译述了赫胥黎的部分著作,名曰《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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