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共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西周共和（网络图片）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他沿用了西周史官这一段纪年，并以此作为中国历史纪年的的开端。按《史记周本纪》的说法，当年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也就是由召公和周公两人协商、替代周厉王执政。我们现在用来对译现代共和制（republic）的汉语“共和”一词就是由西周史官首先发明的。
西晋发现的《竹书纪年》的记载就跟司马迁当年看到的史料记载不同，出现了一个叫“共伯和”的人物，说是共国伯爵、名和。
《竹书纪年》说当时根本不是什么“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而是 “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或曰“共伯和干王位”。当时是由共国伯爵、一个名叫“和”的家伙跑到京城里来“干王位”、代理中央政权，并且说这14年都是由他一个人“干位”和“摄行天子事”的。周史纪年那“共和”的意思，就是共伯和的简称，连一点“共和”的意思也没有了，纯属诸侯强权干政。
共伯和执政（网络图片）
而且这种说法有《左传》等其他的传世文献佐证，《左传召公二十六年》和《鲁连子》等篇也有“共伯和称王，行天子事十四年”的记载，《国语》里根本就没有记载“共和”一事。所以苏辙、罗泌、郦道元、顾炎武、梁玉绳等以及许多近现代学者多从此说。
2011年《清华简·系年》释读的结果，也说“共和”就是 “共伯和”。这样一来，到底是“周召共和”还是“共伯和干政”就成了问题，所以只好两说并存。而2003年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单氏族谱）其铭文显示周厉王之后就是周宣王，也没有中间的“共和”纪年，再度引发了“共和”的争议。
再则，史记所谓“国人暴动”并不是人民（特别是奴隶）起来推翻周厉王，更像是贵族联手发动的有计划的政变。不然的话，破坏性没那么容易节制，周王朝的正统也不可能得到维护。
周厉王逃走（网络图片）
据有的学者研究，周厉王的暴政，不仅是武力制谤，还包括启用了非高贵血统的人当大官，强制实行对贵族垄断的山泽土地征收财产贡赋的专利政策，才遭到贵族强烈抵制反对。既然是贵族联手政变，权贵协商替代执政也是必然的，至于具体操作的是那几个人，倒并不重要。
其实，当时的所谓“国人暴动”和“共和”,只不过是当时的贵族搞的一场政变把戏而已。
首先，所谓周厉王是否暴虐无道并无多少史实根据，他的名声主要是被一篇很出名的文章搞坏的，这篇文章就是《国语》里《召公谏厉王弭谤》。文章说周厉王听不得反对意见，居然派特务盯梢，把私下诽谤的人捉去杀掉，这还得了？周厉王从此背上骂名算是洗不清了。不过，我们也得搞清楚他为什么要如此“弭谤”。据有的学者研究，周厉王的所谓暴虐，并不是对大多数老百姓横征暴敛，而是想实行一项专利政策，对那些大贵族垄断的山泽土地强制征收财产贡赋，还包括启用了一些非高贵血统的人当官，因此才遭到贵族强烈抵制反对。这样看来，这位大王的民主作风固然太糟糕，但他想坚持执行的政策还是对头的。这不仅不能算是什么过错，甚至可以说有点敢趟改革深水区的味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只是说：“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你看，人家太史公的话还是讲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其次，既然司马迁说“公卿惧诛而祸作”，也就是说这祸乱是“公卿”、也就是贵族王公们“作”的，并非什么笼而统之的“国人暴动”。其实，那时的所谓“国人”，是指那些权贵和城市里有身份地位的人，社会底层比如进城打工的黎民、井田山野的奴隶是不算数的。当然，暴乱一起，也难免整个社会动荡，但主谋策动的还是贵族。
西周“国人暴动”（网络图片）
再说，从“乱自京师始”的过程来看，也主要是贵族王公在里面掌控。当时所谓“祸作”，也仅仅是把周厉王赶跑，让他逃到一个叫彘（今山西霍州市）的地方。也许这个地方野猪比较多，可以狩猎啃蹄胯子也说不定。就算是政治避乱吧，总之并没有把这位大王置于死地，只不过不要他干罢了，这更像是一次宫廷政变。最关键的是，当有些过激贵族追杀周厉王的太子姬静时，召公为了维护周天子的王朝正统，居然把自己的儿子交出来代替姬静去顶灾。当时暴徒们也真假莫辨，也就被他骗过去了。周公从此就将太子姬静好生保护供养起来，在14年后周厉王死掉时，扶他继位亲政。这其间，召公只不过是和周公两人共同代替周王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