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先秦时期的秘书有哪些

我们老师布置的作业，文章自己写，只想知道哪些人是先秦时期的秘书

Answer 1

　　中国先秦时代秘书制度的演变
　　提要：我国最早的秘书官职是史官。“史”的字义就是“掌管文书档案（的人）”。传说中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夏代的太史是辅佐国王处理国政的机要秘书长；商代史官对国家政治和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成型于西周的太史寮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秘书机构，其内部分工明确，是秘书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史官地位明显衰落，而带有私人秘书性质的“士”阶层迅速崛起，出现了秘书人才群星璀璨的景观。这种现象随着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集权帝国而成为不复再现。
　　关键词：秘书史 史官 太史 寮士阶层
　　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闻名于世，中国秘书工作的历史也源远流长。
　　从理论上说，当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时候，为领导者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也就随之出现了。据此推断，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于黄帝之前的原始部落形成时期，而有史籍可考的中国最早的秘书官职则是国家出现以后的“史官”。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演变，就从史官开始。
　　一、说文解字话“史”官
　　“史”字，小篆作，由“中”、“又”两字组成。《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徐铉注：“记事者当主于中正也”。按此解释，史就是负责记录事情的人，而记事者应该忠于事实，不偏不倚，保持“中正”。这里不但将“史”解释为典型的秘书职务，而且还揭示了秘书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忠于事实。
　　关于“史”字另一种解释是它像“手”持“中”形，而“中”乃“串”字之省，“串”像若干木片或竹简以线相连之形，与“册”相同，即古代的简牍文书档案。“又”为手形，手者持也，可解释为“掌管”，这样，“史”字本身就有“掌管文书档案（的人）”的意思。
　　以上两种解释，虽然对“史”字两个部件的解释不同，但“会意”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即“史”就是古代的秘书官职，其职责是记录领导集团的事情，掌管文书档案。
　　二、上古传说中的史官
　　许多典籍记载自黄帝时代起即有了“史官”一职。《史记》、《汉书》都说仓颉、沮诵是黄帝的史官，负责记录黄帝言行。据传说仓颉是汉字的发明者，但后世学者多认为汉字不可能出自一人，仓颉大约是对创造文字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一些人的统称。在上古时代，能够对创造文字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最有学问的人，这些人在传说中成了黄帝的“史官”，从一个方面说明秘书自古以来就是由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来担任的。
　　黄帝的秘书官是否真的叫做“史官”，是值得怀疑的。从可靠的史料看，“史官”之名始见于夏代，而且在有关尧、舜、禹的传说中，也没有提到“史官”一职。因此，“黄帝设置史官”可能是后人根据当时的官制套用于黄帝时代的一种说法。
　　三、夏代的史官
　　公元前2070年建立的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有了国家，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官职”，“史官”这一秘书官职是最早设置的官职之一。
　　据《夏小正》，夏朝官制有所谓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共一百二十人，总数几倍于唐虞之时。重要官职有后稷、司徒、司马、司寇、司空、太史、秩宗等，其中太史和秩宗属秘书官职。太史是辅佐夏王处理国政的机要秘书长，其下还有左史、右史、遒人等从官。《吕氏春秋·先识览》有一段记载：夏桀之时，太史终古拿出其保管的“图法”（即图版和法典档案）向夏桀展示，并哭着劝谏夏桀收敛其荒淫无道的行为，但夏桀不听劝告，于是“太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投奔商汤）”。这一记载可以说明夏代的太史是以掌管文书档案为主要职掌的官职。
　　四、商代的史官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鼎盛时期，奴隶主国家政权日渐完善。商朝建立了机构庞大的中央政府，所设官职多达四十余种，官位二百四十人，分为政务官、武官、史官和事务官四类，其中史官主要从事秘书工作。商代史官中除太史仍为商王的机要秘书长外，还有明目繁多的而又分工明确的各类史官，如尹、乍（同作）册、卜、工、史、北史、卿史等。
　　商代史官可以分为以下两类四种：
　　第一类是处理人（统治者）与神灵和先祖之间关系的事务的神职史官，包括贞卜史官和祭祀史官。贞卜史官负责占卜事宜，解释卜兆，刻写卜辞。由于殷人尊神，凡重大行动均要占卜，请示神灵，故负责解释神灵旨意的占卜史官虽然官衔不高，对商王和其他统治者却有很大的影响力。祭祀史官主要职掌商王朝祭神和祭祖的典礼事务，负责祭坛的布置、程序的安排、人选的拟定、位次的排列等事务的，他们的工作类似现代的会务工作。
　　第二类是处理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关系的事务的人事史官，包括作册史官和记事史官。作册史官有尹、乍册等名目，原先职掌为祭祀时奉商王册命以告神灵，商代后期专门负责制作和保管重要册命文书，其性质相当于商王的文字秘书和机要秘书。记事史官的主要职掌是记录商王言行和宫廷大事，保管档案典籍，观察天象、记录历法等。人事史官职掌的事务更近似于今天的秘书工作。
　　商代史官的社会地位十分显赫，他们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不仅对国家政治施以很大影响，同时又主管官办的贵族学校。其活动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秘书机构太史寮和西周的史官
　　西周时期的国家机构有所发展，中央政府形成以卿为首的政务部门“卿事寮”和以太史为首的事务部门“太史寮”并列的局面。
　　太史寮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秘书机构，在商代末年即已出现，但成型于西周，是为王室服务的秘书处。太史寮中有等级不同分工明确的“五史”：主官太史属六卿之一，兼管神职与人事，相当于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小史是太史的副手，主要职掌邦国之志和贵族世系，相当于掌管贵族人事档案的秘书官员。内史也称“作册”，是为商王起草机要文件的文字秘书。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周礼·春官·大宗伯》），可知其职在书写天子下达京畿以外的命令，掌理四方邦国的史记以及三皇五帝的典籍。御史也称“柱下史”，常侍立殿柱之下接收四方文书，还负责保管档案和典籍。
　　西周不仅国王设诸多史官，而且各官署和诸侯国皆设史官，据粗略统计，仅王室和中央各机构的史官即有千人以上。与殷商相比西周的史官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神职史官地位下降，人数减少，这是因为周人认识到礼的作用大于神鬼，占卜祭神活动减少了。二是史官分工趋向精细明确，除太史寮设职掌不同的“五史”外，在周天子的王宫内还配置了专门记录国王言行的左、右史，专门保管天子印信的典瑞和掌节，以及专门为王后掌管礼仪和文书的女史等。史官的明确分工符合秘书工作发展的规律，是秘书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除史官外，夏商周三代官制中的秩宗、太宗、太祝、太卜等均为神职秘书，他们对国家社会的影响远小于史官。商代宫廷中“宰”一职原是商王的专职厨师，因经常接近天子而逐渐成为国王的亲信，西周时周王让宰掌管宫廷事务，成为宫廷内务总管，也带有秘书官的性质。
　　六、春秋战国时期史官地位的衰落
　　自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西周，史官是各代主要的秘书官职，其社会地位一直很高。这一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东周王室和列国仍设有太史、小史、御史、女史等史官，地方政府也设有令史、丞史、佐史等。史官的数量依然比较多，但史官地位却急剧降低，其中多数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掌管政府秘书机要了。例如太史一职，在西周是“太史寮”主官，位高权重，相当于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其职权削弱到仅掌记录、管理史料和天文历法。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主要秘书官仍叫史官，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干脆另设秘书官职，例如秦国的尚书，魏国的主书，齐国的掌书，楚国的左徒等等。原来在太史寮中地位较低的御史的地位则有所上升。
　　史官社会地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社会动荡，王室衰微。东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大大削弱，天下出现了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局面。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杀君三十二，亡国五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室和诸侯连自身地位也得不到保障，以管理文书档案为主要职掌的史官，其社会地位下降也就成为必然了。
　　二是私学兴起，文化普及。史官之所以能长期身居高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秘书职务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准，而在西周之前，由于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只有为数很少的贵族子弟可以在国家办的贵族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文化人的数量极少，史官的地位得以保持。到了春秋后期，孔子率先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招收学生不分出身贵贱，他的学生达三千人；此后的墨子、孟子、淳于髡等人，弟子都在千人以上。私学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普及，文化人数量激增，于是秘书队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化人大量补充进秘书队伍，充当国君的顾问、谋士，史官对于国君的重要意义也就减弱了。
　　自战国时代起，虽然各朝仍然设有史官，但除秦汉两代的御史大夫外，其余史官（如汉代司马迁担任的“太史令”）成了以保管档案为主要职掌的职务，已不是主要秘书官职，他们对国家大政的影响也就很微弱了。
　　七、私人秘书的出现和士阶层的崛起
　　从黄帝时代到西周，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高，能胜任秘书工作的“文化人”数量有限，不具备产生私人秘书的条件。私人秘书的出现是伴随着文化的普及和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才出现的。现在从典籍中有据可查的私人秘书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这就是一些卿大夫自己任免的“家臣”。家臣并不都是秘书，但有别于奴仆，其中文化水平高者不仅为主人掌管家政，而且常为主子出谋献策，带有秘书性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为齐国高昭子家臣，孔子的弟子中也有多人当过季氏家臣。
　　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代，因社会变革对智能、知识的需求，士的社会角色由主要为武士转为主要为文士。《韩诗外传》载：“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操笔弄墨的和鼓唇摇舌的都属文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各国国君和高官的顾问、谋士、幕僚，亦即高级秘书。战国时期活跃于各国政治外交舞台的商鞅、张仪、苏秦、韩非、李斯等，都曾经以士的身份展示自己的才能，然后被国君委以重任。
　　与此同时，当时上层贵族也盛行“养士”之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亦即齐国之孟尝君、赵国之平原君、楚国之春申君、魏国之信陵君，以及后来秦国的吕不韦等，纳士都达数千之众，称之食客、门客或舍人。他们流品繁杂，乃至有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但仍以有文化的游说之士为主。这些门客为主人参谋策划、起草信函、承办机密事项、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属主人的私人秘书。孟尝君门下的冯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士无论服务于国君，还是服务于一般贵族，他们与主人都是双向选择的关系。士择明主而从，主则惟才是用，人身的相对自由为士施展才华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以至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秘书人才群星璀璨的景观。这种现象随着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集权帝国而成为不复再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