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卡萨布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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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下思念17
2022-07-19 · TA获得超过1.1万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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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次听说《卡萨布兰卡》是两年多以前了。当时,我在美国编剧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一书中,读到了他对《卡萨布兰卡》的场景分析。麦基选取了本片中男女主人公对话的桥段,把它们整合到一处,深入分析了这些对话中所包含的“个人冲突”。麦基认为,“爱情统领着这些场景”。瑞克和伊尔莎的每一次对话,都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潜台词,而正是这些潜台词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也许是因为麦基鞭辟入里的分析太过精彩吧?这就导致我之前一直把《卡萨布兰卡》当成一部纯粹的爱情片。直到今天下午观影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认识并不正确。虽然,自1942年首映以来,对于电影中这段“三角关系”的讨论数见不鲜,相关评论的数量,恐怕能以“铺天盖地”来形容了。我们当然被男主人公瑞克在电影最后表现出的牺牲精神所打动,为男女主人公之间“不可得”的爱情而叹息。当然,英格丽·褒曼在电影中所展现的优雅女性之美,同样令人着迷。(她在钢琴声中眼含泪光的侧脸,绝对是永载影史的绝美镜头)但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这样的爱情故事可能很难让当代观众感同身受了。它的模式成为一种“经典”,那就意味着,当代观众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人们讲故事的方式,随时代变迁而动,不断更新。这一规律在“爱情故事”上同样适用。

因此,我想说,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这部电影对“爱情”的呈现,反倒不再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更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是《卡萨布兰卡》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生活的描绘。

我在前文中曾提到,这部电影首映于1942年(11月26日)。对历史敏感的人都知道,在这一时间点,二战的局势正面临着巨大的转机。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遇重创。同年10月,纳粹德国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惨败,失去了北非战场的主动权。在本片上映前不久,11月19日打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标志着苏联的对德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鉴于这一特殊背景,本片的创作,势必受到所处历史环境的影响,直接反映了人在战争年代的精神面貌。

我们不如拿电影开头,瑞克酒吧的那场戏举例子。这一幕的核心,自然是交待主要人物,并且引出后续剧情的关键线索“被偷窃的过境许可证”。但我在这一场景中,重点关注的却是一些小细节,即:导演迈克尔·柯蒂兹对酒吧中次要人物的刻画。《卡萨布兰卡》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按照真实历史,这也是同盟国一方处境最为艰难的时期。纳粹德国在欧洲和北非战场频频得手。随着日本的快速扩张,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同样不容乐观。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处于北非边陲的小城卡萨布兰卡,成为了欧洲难民逃往美国的跳板。而男主人公瑞克的酒吧,更是成为了难民的聚集地,见证着他们的悲欢离合。典当首饰的贵妇人,密谋偷渡的酒客,依靠牌桌自我麻痹的赌徒.....柯蒂兹只用寥寥几个镜头,就勾画出了流亡者身上的绝望情绪,渲染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气氛。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酒保和两位客人的简短对话,内容如下:

我想,酒保在此处的回答并不属实。他主要是为了对客人的傲慢,予以回击。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对话,确实反映了战争年代社会的混乱。它预示着,在卡萨布兰卡这样一个边境之地,一切被称为“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苦难中消解了。唯有生存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

在以酒吧为舞台的另一场景中,流亡生活之辛酸,则透过一个更为残酷的视角得以呈现。为了换取美国的通行证,一位貌美的年轻女人,不得不向警察局长出卖肉体。因为筹资无门,她的丈夫只好在赌场上孤注一掷,巴望着在牌桌上凑到足够的钱,带妻子逃出生天。如果不是瑞克以“出老千”的方式施以援手,为了重获“自由”,这对夫妇恐怕会留下不可愈合的创伤。此处的小插曲,让我想起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里斯本之夜》。那篇小说同样描绘了一对恋人在战争年月苦苦挣扎,艰难求存的故事。其中就包括类似的赌博桥段。只不过,他们的命运就没那么幸运了,故事最终以女主人公海伦的死亡而告终。在电影与文学作品的双重比较下,足可以看出,那个极端年代的深切苦痛。

另外,不可避免的。由于年代特殊,在反派人物的刻画上,《卡萨布兰卡》有着较强的“政治倾向性”。电影开头的意大利军官,被表现成一个跳梁小丑般的角色,说话口齿不清,动作滑稽可笑。维希法国的警察局长雷诺总是歪戴着帽子(有点像抗日电影里伪军的做派)。以史查沙上校为代表,电影更是无处不展现着,德国军人的傲慢无礼。上述人物中,雷诺警长是个异数。他的糟糕形象,在片尾起到了先抑后扬的作用。但是,其他反派的言行举止,无疑都鲜明地传递着,导演柯蒂兹个人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在战争时期,肯定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电影中,法国难民在酒吧里高唱《马赛曲》的桥段,更是令人潸然泪下的。当自由的声音淹没了法西斯的歌声,哪怕作为一个旁观者,你也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中饱含的爱国热情所打动。如果我们转换身份,去体谅1942年的观众,看到这个片段时的心情。我想,除感动之外,它肯定也起到了鼓舞人心,重振士气的作用。过去,关于《卡萨布兰卡》艺术成就的讨论,比比皆是。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在政治上,该片取得的成绩同样瞩目,绝对是不容小觑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加缪的小说《鼠疫》。在这部同样以北非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中,他写道:“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物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患难,重新吸取教训。”这个结尾向来被后世的文学家,解读为一种“隐喻”。潜伏的鼠疫,似乎被等同于埋藏在人们头脑中的“军国主义”思想。而我个人则更愿意把它解读为“战争”本身,解读为深埋的人类内心深处的“野蛮力量”。就像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当有情的人,遇到无情的历史浪潮时,一切美好情感都会在战争的撕扯下,变得支离破碎。

我们习以为常的和平,实在是个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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