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外省移民最多湖南最多的省份
明朝大移民是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1]
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2]
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对于当时的明王朝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
黄河泛滥
元朝统治中国虽然只有89年，但是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
明太祖朱元璋
黄河中下游地区，却是其他朝代所难以比拟的。那时候黄河两岸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元朝时的黄河曾有20多年不打口子，任其泛滥自流，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人们被大水撵得东奔西逃，无处安生，不少地方人烟绝迹，黄水过后尸陈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所剩无己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染黄泉。
据《元史·王行志》载：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45.8万户。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至正八年正月河决济宁路。23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没城墙、漂屋庐、溺众生。26年2月黄河北徙，上至东明、曹州、濮阳，下及济宁皆受其害。济宁路肥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70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战乱不断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持续17年的元末农民战争主战场在黄河下游、黄淮平原一带，使山东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乐陵一县，仅剩 400 余户；潍县之族姓，惟存李、金二姓……连当朝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3]
同时靖难之役后，永乐帝打胜进入南京，由于河北一带连年战争，人民被杀伤掳掠，夫役差徭，折腾的百姓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在河北这块大平原上赤地千里，没有人烟。永乐登基后开始办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建设北京城，备日后迁都；第二件是往北京附近这片无人耕种的土地上大量移民。派十万人马督押移民的事情，下令把山西的众多百姓移到河北及其它人少的地区来。[4]
山西情况
正值中原地区大闹灾荒战乱之时。山西晋南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那里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起义军多次进攻山西，可终因地势险要而屡攻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正好那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4] 而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那里富庶，并且不打仗，便纷纷往哪里逃。如此一来，与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相比，山西倒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103450人。以此可知，明朝移民，势在必行。
移民目的
明朝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制定了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5]
移民方法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
洪洞大槐树
。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的办法。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谁也不愿迁去，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
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甚至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采用诱骗形式。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大槐树下报道，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情。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大槐树下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奴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从。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闻讯后赶来。自然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牵衣顿足、拦路哭喊"的情景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从政史资料记载迁山西平阳之民却有数处。洪洞县是平阳人口最多的县份，洪洞县是迁民重点应是无疑问的。而且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集中移民队伍，发放川资凭照，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移民过程
明朝大移民主要是从山西和江浙一带往中原地区移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据《中国通史·明·》记载：朱元璋为解决宽乡劳力不足，狭乡缺少土地的矛盾，从1307年开始移民垦田。他下令迁苏、松、嘉、湖、杭无田农民四千余户去临濠（安徽怀远、定远、凤阳、嘉山境内），徙江南民四十万于凤阳，迁山西泽（山西晋城）、潞（山西长治）二州无田农民于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有朝廷拨发路费，耕牛和籽种，免税三年。
洪武时期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
洪武九年（1376年）11月，徙山西真定民无田者于凤阳屯田。
洪武十三年（1380年）5月，山西民为军者24000余户，悉还为民。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8月，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开始实施移民屯垦。[6] 朱元璋采纳了刘九皋的这一建议，很快作出决定，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7] 。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8月，后军都督朱荣上奏称：“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8] 于是，“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整分田结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8] 。这次移民影响很大，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11月，“上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往谕其民，愿徙者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谕”[8] 。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8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30锭，令量牛屯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12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木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徙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明、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徙居者凡598户。计当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11830000余斤，麦苗13180余顷。圣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之贫者少矣。”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遣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5600人。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元月，甲寅遣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9]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9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明、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26072顷。
建文时期
建文四年（1402年）9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洲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县。
永乐时期
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定罪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督察院佐都御使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景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罪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部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永乐二年（1404年）9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一万户实北平。
永乐三年（1405年）9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平。
永乐四年（1405年）元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处郡县史李懋等240人言愿为民北平，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永乐五年（1405年）5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费一百锭，口粮六斗。
永乐十四年（1405年）11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2300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永乐十五年（1417年）5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皆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狭，岁次不登，衣食不给，分丁于北平、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仍免田租一年。
明朝大移民经历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皇帝。历时50年时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明朝大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移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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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
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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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为了使移民能顺利进行，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迁移路费）以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到那里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还免其赋税三年。山西移民来到中原地区，看到那么多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一时间慌了手脚，有的跑马占地，以马蹄印为界，谁圈起来就是谁的；有的以犁占地，围着大地犁上一圈，这地就归我所有了。有了地就张罗着盖房造屋，建立村落，有的依据地形建造，叫某坡、某坑、某河口、某湾；有的依据自己的姓氏，叫某村、某庄；也有的依据不同的行业，会种菜的叫某菜园；会打油的叫某油坊；会造纸的叫某纸坊。还有的依据盖的房子取庄名，盖瓦房多的就叫某瓦房；盖平房多的就叫某平坊；盖楼多的就叫某楼等。还有不少地方以“屯”、“营”取名的村庄很多。如：丁官屯、马坊屯、欧山屯以及张营、李营、孟营等。这些屯和营的来历大都是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实行军屯田、民屯田、商屯田所致。
据部分调查资料显示，中原一带特别是河南、山东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建立的。如：山东省金乡县共有村庄1247个，元朝以前建村69个，明朝建村830个，清朝建村323个，民国以后建村8个，建村年代不详17个。金乡县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山东省曹县共有自然村2276个，属明代移民建村的就有1606个。滕州市现有1223个自然村，属明代建村的就有687个。现存425部族谱和碑文中，有225部族谱明确记载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民来此。河南省的林县、孟县、汤阴、内黄、兰考、修武等大多数县份的村庄都是自山西洪同大槐树移民来此。
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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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移民前后经历三代皇帝长达50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几百年来与各地土著人杂陈而居，既有交流和融合，也必然有矛盾和竞争，正是在这些不断发生和消解的矛盾和竞争中，克服了民族惰性，激发了聪明才智、生机和活力。也正是在一代一代婚配、交流和融合中，优化和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激活了人的各种潜在素质，在中国国中原地带的人类进化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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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
在黄淮地区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民间还流传着若干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
根据民国《洪洞县志·卷七·舆地志》记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 动身一般是在秋收后，为的是多积攒点安家落户的费用。飒飒秋风之中，树叶凋落，一个个老鹳窝更加醒目。移民拖儿带女上路了，故土难舍，忍不住频频回首，再看一眼故乡。路远了，村舍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唯有那棵巍峨的大槐树和错落其上的一个个老鹳窝。于是，这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为故乡的标志。[10]
大多数方志、家谱、墓碑以及口头传承只是笼统地说来自洪洞县，也有一些具体到某个村落，如核桃园村、打水巷子、卧疃村、老吴村、双龙街、东门里、双狮子胡同等等。在山东洪洞移民村落中，也有不少是洪洞以外其他府县的。[10]
诗词
清朝末年，有个叫景大启的为官曹州（今山东菏泽），当地土民听说他是洪洞人，像远嫁的女儿见了娘家人一般，格外亲热，有些人还翻出族谱给他看，说祖上本也是洪洞人。景大启很受感动，就和另一个在山东做官的洪洞人刘子林相商，募资修复古大槐树遗址。此议得到了若干洪洞人的支持。于是，在大槐树旁建起了碑亭，还有牌坊。牌坊横额两面刻有4首怀古诗，其中一首云：
迁民往事忆当年，拄杖穿云窗夕烟。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
景大启等人还编辑了一本《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出现，洪洞移民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关于洪洞移民的研究论著，数量也颇为可观。
解手
移民中的一些不愿意移民的男女老幼被反绑着双手，在官兵的押解下上路了。需要大小便，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我要方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解手。
身体特征
据移民后的后裔讲，他们有两个特征：“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背抄手走路，那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趾甲是两个，说的是脚的小拇趾甲盖儿上有一道竖纹，乍一看像是两个指甲。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惟洪洞移民有此特征。一个更为盛行的传说，说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就让他们脱掉鞋子，在每人的小拇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
跑马圈地
民间还传说移民到达各地后，由于当地荒无人烟，他们可以随便占地。有的“跑马圈地”，骑马跑一圈，马蹄所至之处，都属于他的土地；有的“以犁占地”，看好哪一片地，就犁上一圈，等等。
这些民间传说，有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的则属无稽之谈。
送盘缠
迄今为止，栖息在胶莱平原上的百姓寿终正寝，家人还要举行一种送魂回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
其仪式是：死后第二天黄昏，子女拖着“哭丧棍”，亲朋抬着纸扎的一辆车、一匹马、一个童子，携带着大量纸钱，一路哭着来到村东的“土地庙”前，长子（或长孙）拿一根高粱秸，顶端夹一张纸钱，手握另一端绕“土地庙”拖着走，谓之“拖魂”。待觉得高粱秸沉重时，便是拖着“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祭品——这是请“魂”用餐，好上路。一会儿，估摸“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请上纸扎的车，驾好马，那童子便是车夫。家人训诫童子：“吃饭别离车中间，宿店别等黑了天”云云。然后，把车、马、童子烧掉，并焚烧大量的纸钱——这是送给“魂”的盘缠。火光中，长子站在凳子上顿脚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连喊三遍，谓之“指路”——指明回云南老家之路也。
历史意义
明代人口的大迁徙有着重要的意义。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移民主要是垦荒屯田，这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促进了民俗的重组。人是民俗事象的“综合载体”，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进入一个新的民俗圈，往往被当地的民俗所同化，这便是所谓的“入乡随俗”。[10]
但是，当大批的成群结队的男女不断拥入，当地民俗就很难把他们一口吃掉。进入山东的外省移民一般都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某一地区，如洪洞移民主要分布在东昌府、兖州府西部，枣强移民主要分布在济南府、青州府北部，云南移民主要分布在莱州府、登州府南部，四川移民主要分布在莱州府掖县。在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区，当地原住民的民俗不可能完全同化他们，移民民俗与当地原住民的民俗在融合过程中重组，形成新的民俗。如今莱州民俗就明显与周边地区不同，原因就在于莱州是明朝四川移民的中心。再如即墨是云南移民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即墨一带的民俗带有云南移民的烙印。流行于今山东聊城、菏泽的“梆子戏”，也叫“泽州调”，是洪洞移民带入山东的。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两湖地区人口损失更大。元末群雄并起，黄州一带有徐寿辉与陈友谅组织起义，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长江沿线摆开战场，与朱元璋决战，邻近地区也深受其害；襄阳一带，南琐、北琐红军以此为根据地起义，致使襄阳地区更成人稀之地；湘中湘北地区，也难逃战火之灾，《醴陵县志·氏族志》称：“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
江西除赣北一小片地区受到影响较大外，绝大部分地区保持相对稳定，人口损失不大。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户口统计显示，湖广布政司有775851户，4702660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2.98人；而江西布政司有1553923户，8982481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8.37人。1 当战乱平息后，向人烟稀少的两湖地区的移民便势不可挡，而邻近的江西人必将成为这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江西填湖广”的高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
江西是长江流域开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历次北方汉族重要迁入地之一，加上长期社会相对稳定，受战乱影响较小，因此社会经济文化展较快，到宋代已步入全国先进行列，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达的地区之一。但也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从而开始了向邻近省区大量输出人口的历史。由于两湖地邻江西，自然条件优越而且气候条件与江西相近，所以成为江西移民的选目的地。而由于自唐末五代以来，江西人一直占据着湖广移民的主体地位，所以民间以“江西填湖广”来指称这场移民运动。
为了恢复和展两湖地区经济，明朝政府十分重视向两湖地区的移民，并组织了多次的迁移运动。今湖北人称上厕所为“解手”，据称即源于先民被强迫迁徙途中要方便必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绳索的特殊经历。文献也对明初有组织的移民有所反映。如洪武三十年（1397年），湖广常德府武陵县民以当地自战乱之后，“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于是明太祖“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不过，相对于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江西民间自发地向两湖地区的移民规模更大。这类移民最重要的起因，一方面由于原住区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也由于迁入区能提供更多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机会所产生的诱惑力和拉力。于是明初就出现了“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4壮观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邱浚《江右民迁荆楚议》也指出了这一点：“以今之，荆楚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
——摘自《中国汉族通史（第2卷）》第二章 汉族在华中的迁徙和发展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