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的狂言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乌”；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乌”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治《庄子》，作《庄子补正》，尝谓：“古今懂庄子者，唯二人半而已。”
“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只吃鲜桃一口”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刘文典1956年摄于云南大学寓所
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在给次子刘平章的复信中称呼其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原来，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画面上，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
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较顺利地过了关。他承认自己缺点很多，但无罪行。他还把鸦片彻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有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时李广田为云南大学校长，对他十分尊重，言必称其“老师”、“刘老”。每每开会，都请他先作发言。因刘文典有杰出的表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礼遇。评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页）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