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的成就及荣誉
1933年赴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学，后转为文学。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左联东京分盟，办过《杂文》、《东流》、《诗歌》等文学刊物，常与郭沫若先生交往，得到他的支持。
1936年林林回上海，在《救亡日报》社工作，主编《文化岗位》副刊。郭沫若曾为报社社长，夏衍为总编辑，林林是他们的助手。后上海沦陷，报社迁至广州，又至桂林，林林等为办报辗转奔波，不遗余力。《救亡日报》为唤醒民众团结抗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1947年，林林回到香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当选为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常委。
1949年，林林奉命回广州，参加接管文化单位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后调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
1958年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
1973年起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他曾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兼任中日友协副会长、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词学会副主席、郭沫若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他任这些职务不是挂名的，而是以其广博的学识为基础，在各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林林同志素以诗人著称。他一生作诗不辍，出版有《同志打进城来了》、《印度诗稿》、《雁来红》、《剪云集》等诗集多种。他的诗抒写革命者的情怀，富于时代气息，跳荡着历史的脉搏。中国新诗歌史上当有其一席之地。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清新俊逸，是比较唯美的。如他写给井上靖的《梦之花》，在绮丽的诗句中，蕴含着深厚的感情：
是因胡姬捧出夜光杯，
葡萄美酒引起你的醉意？
是因杨贵妃跳起胡旋舞，
惹得你眼花缭乱？
林林同志具有多副歌喉，有时亦发慷慨豪歌，黄钟大吕之音。如他在《我得掌握我自己》一诗中写道：“哦，要做鸟，就做鹰吧，高飞的鹰！/哦，要做兽，就做狮子吧，勇壮的狮子！/哦，要做人，就做个不平凡的英雄！”林林同志也写旧体诗词，不乏丽句佳作。他曾多次说，学写诗总要有点旧诗词的底子。他还说在上个世纪的文人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是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 林林同志还是我国知名的散文家。他的随笔集《扶桑杂记》、《扶桑续记》在中日两国拥有众多读者。他的散文既是学者式的，又是诗意的。他很看重做学问，常说：“写文章忌空泛，要讲点学问。”确实，读他的文章是能长进学问的。譬如他为《日本古典俳句选》写的译后记，旁征博引，阐幽抉微，不啻是一篇高信息量的学术论文；但其文笔却又清新雅致，富于诗情，使人读来如饮香醪。熔学问和诗情于一炉，这正是他的散文的难能可贵处。作家陈大远曾评论他的散文说：“虽是散文杂记，堪登词社诗坛。风骚清骨韵飘然，写出真情一片。”
林林主要著作
1982 年 [著] 《扶桑杂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著] 《海和船》 （花城出版社）
1990 年 [著] 《雁来红》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6 年 [著] 《扶桑续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著] 《八八流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林林同志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年轻时曾迷恋德国诗人海涅的诗，翻译出版过他的诗集《织工歌》、《奴隶船》。后来他译过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的诗篇。1983年翻译出版《日本古典俳句选》。1990年翻译出版《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他曾于1974年翻译出版《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集》。在1931——1936年间，鲁迅写信给日本学者增田涉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共计五十八封。这些信是鲁迅用日文写的，对研究他后期的思想、生活、工作具有重要价值。林林同志把这些信全部译成中文，因译文保存了鲁迅的文字风格，受到学界赞许。并经增田涉本人过目首肯。现此书信集译文已收入《鲁迅全集》，当传之不朽矣。
林林主要译作
1945 年 [译] 黎萨尔：《最后书怀》
1948 年 [译] 海涅：《织工歌》（香港人间书店）
1974 年 [译] 《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译] 《鲁迅全集》第一版书信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译] 松尾芭蕉等：《日本古典俳句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译] 《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另外，林林同志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建汉俳。日本有一种短小的诗体曰俳句，每首诗仅三行共十七个音。它在日本延续数百年，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并已走向国际化，产生了美国、法国、德国式等俳句。简单地说，汉俳就是用汉字写的俳句，也仅三行，但不是十七个音而是十七个字。八十年代初期，当林林同志与赵朴初、钟敬文二老共同倡导汉俳时，中国诗歌界对它还很陌生。林林同志说，赵朴老的汉俳偏于文言，钟敬老的偏于白话，他自己则是半文半白。写汉俳并不易，要以小小的诗体，即景抒情，给人宽宽的联想，留下长长的余韵。经过林林同志多年的示范和推广，汉俳现已在中国诗坛开花结果，得到相当的普及。汉俳的诞生，既为中国新诗增添了新品种，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美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