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的路遇尴尬
改革文学的尴尬之一表现在如何塑造人物方面。既然是弘扬主旋律的主流文学，就必须遵守一条“潜规则”：作品要歌颂的主要人物不能有所闪失。所以《大风起兮》中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没有腐败行为，在人格、道德方面几乎也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连在文革之前就已赴港、后又回乡创业的工业区副老总杨飞翔，也不仅一改过去的金钱观，在经济的大潮中稳守自己的节操，而且连好追逐女人的毛病也改掉了，对一位风流女子阿笑（在杨之前已和多位男士有过关系）一往情深起来。这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们在金钱、情欲方面的道德滑坡是人所共知的，何以这个开发区的人们个个如圣人般不受污染？二十世纪之末，还在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出现这种“高大全”群像。
改革文学的尴尬之二，是由于国家体制内的中国作家享受着终身制和专业化待遇，他们大都生活在远离改革现场的特殊生活圈内，对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多有隔膜，即使有时候“到下面”走一走，体验生活，但也只能是在生活的表层走马观花，并不一定知道实际的社会运作过程和操作方式，所以很难写出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多变性，比如许多政策性操作背后的潜规则、潜操作可能远超出作家的想象。《大风起兮》同样也遭遇了这一尴尬，作品正面描写工业区的建设过程不够，尤其是缺乏生动的细节，颇有苍白之感。笔者没有统计，但阅读印象中这一部近40万字的作品，可能有三分之一还多的篇幅用在交待人物的身世和经历，以及深、港等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即使一些次要人物，作者也要费尽笔墨详写其个人经历。交待人物的背景固然对刻画人物性格有好处，但作为改革小说，更应该把人物放在改革的过程中去，用当下的行动来证实其个性。作者的写法显然是为了弥补对现场、对当下生活了解的不足而做出的迂回策略。
单凭作家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此类文学既然不愿离开主旋律，就必须有明确的政治规范，因而必须在特定的思想框架内进行构思和语言运作，作者唯一可灵活处理的地方只是书写策略问题。《大风起兮》的策略性清晰可见，作者在策略选择的过程中已经尽力留下了可供“真实”栖身的语言空间，但最终不尽如人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正如书中多次写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作者意欲向读者展现一幅波澜壮阔、高昂宏伟的改革交响诗，并为此做了所能做的巨大努力（笔者身在广东，对陈国凯先生艰苦写作的事迹有所耳闻，也至为敬佩），但毕竟大风何以“起”、又何以“变”而为席卷一切的飓风之内在动因，作者多次欲言又止。这是不能全怪作家的，最终有赖于外部书写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改革中的个体人物也许或多或少存在着精神和人格的缺陷，但改革的二十多年实践已经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总体成就是难以估量的。广东作家敢于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抒写当代改革的大文章（如陈国凯的《大风起兮》，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 ），即使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但也显示了某种勇气和文学理想，这是广东这片改革的热土向本土作家们提出的要求。这较之许多内地作家根本不写当代生活，而纷纷去挖掘那些封建时代或民国时期的坟墓里的僵尸，并不见得就低人一等，从而又低文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