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岳阳楼记
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写作背景：
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年代，对内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对外契丹和西夏虎视眈眈。为了巩固政权，改善这一处境，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进行改革，后人称之为“庆历新政”。
但改革触犯了封建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皇帝改革的决心也不坚定，在以太后为首的保守官僚集团的压迫下，改革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这篇文章便是写于邓州，而非写于岳阳楼。
按照宋代人的习惯，写“记”以及散文一类的文章，本人并不一定要身在其地，主要是通过这种文章记录事情、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古时，邀人作记通常要附带一份所记之物的样本，也就是画卷或相关文献之类的资料，以供作记之人参考。
滕子京虽然被贬岳州，但他在任期间，做了三件政绩工程，希望能够取得朝廷的谅解。重修岳阳楼便是其中之一，完成于庆历五年（1045）。滕子京为了提高其政绩工程的知名度，赠给范仲淹《洞庭晚秋图》，并向他求作两记，一则就是《岳阳楼记》，另一则是《偃虹堤记》。
《岳阳楼记》所述内容有实物可查，然而《偃虹堤记》则无迹可寻。但是在《偃虹堤记》中，范仲淹也同样将偃虹堤描写得具体翔实，相较岳阳楼毫不逊色。因而，便引发了少数学者关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是否去过岳阳楼的争议。
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白话释义：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降职到巴陵郡做太守。隔了一年，政治清明通达，人民安居和顺，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它上面。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情。
我观看那巴陵郡的美好景色，全在洞庭湖上。衔接远山，吞没长江，流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一天里阴晴多变，气象千变万化。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
前人的记述（已经）很详尽了。那么向北面通到巫峡，向南面直到潇水和湘水，降职的官吏和来往的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情大概会有所不同吧？
像那阴雨连绵，接连几个月不放晴，寒风怒吼，浑浊的浪冲向天空；太阳和星星隐藏起光辉，山岳隐没了形体。
商人和旅客不能通行，船桅倒下，船桨折断；傍晚天色昏暗，虎在长啸，猿在悲啼，（这时）登上这座楼，就会有一种离开国都、怀念家乡，担心人家说坏话、惧怕人家批评指责，满眼都是萧条的景象，感慨到了极点而悲伤的心情。
到了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时候，湖面平静，没有惊涛骇浪，天色湖光相连，一片碧绿，广阔无际；沙洲上的鸥鸟，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游来游去，岸上的香草和小洲上的兰花，草木茂盛，青翠欲滴。
有时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波动的光闪着金色，静静的月影像沉入水中的玉璧，渔夫的歌声在你唱我和地响起来，这种乐趣（真是）无穷无尽啊！（这时）登上这座楼，就会感到心胸开阔、心情愉快，光荣和屈辱一并忘了，端着酒杯，吹着微风，觉得喜气洋洋了。
哎呀！我曾探求过古时仁人的心境，或者和这些人的行为两样的，为什么呢？（是由于）不因外物好坏，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上做官时，就为百姓担忧；在江湖上不做官时，就为国君担忧。他进也忧虑，退也忧愁。
既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快乐呢？古仁人必定说：“先于天下人的忧去忧，晚于天下人的乐去乐。”呀。唉！不是这种人，我与谁一道归去呢？写于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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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赏析：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本文表现了作者虽然身居江湖，但仍心忧国事；虽然遭遇迫害，但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期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
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
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具有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