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
2018-12-29 · 致力于图书出版、影视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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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年代遥远，今日欲考出其确切年月，已不可能。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可能大体上确定其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
古代铜器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汉武帝打通西域交通以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的国家之一，直接派僧侣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经典《浮屠经》，这说明佛教已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们的注意。这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祥瑞。《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之官员）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立即将此情况上报皇帝。明帝下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信士）、桑门（沙门）之盛馔。”并把这个诏书下达给各封国的国傅。
以上记载，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的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之见于史籍者，楚王刘英是第一人。楚王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被封为楚王。史籍揭示楚王英信仰浮屠之教为永平八年。其信奉浮屠之始，当更在永平八年之前。由此可知在明帝永平八年之前，中国已有佛教传入，但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成为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民之信仰，在社会上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可是，从明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认，甚至给予以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的开始。这种说法几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承认。例如：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给石虎奏议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唐太宗《三藏圣教序》有：“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唐代著名古文家韩愈在其上给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从现有资料进行考察，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虽然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它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只能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已。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记载是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佛教语，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此外，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表宏《后汉纪》、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南齐王琰《冥祥记》、梁僧{右《出三藏记集》、粱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东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皆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但在时间和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激烈，佛教徒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叶，把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尽可能地完备起来的缘故。如佛教徒鉴于传说中汉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张骞”的名字，惟恐与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张骞相混淆，而遭到论敌的攻击，因而便把张骞的名字删除，而易为蔡情，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样改的。
佛教虽在西汉之际已传入中国内地，但发展极为缓慢。根据现存可靠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除传说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经》和东汉明帝时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以外，没有其他佛经传译。而到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动摇，对人们的束缚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机会与其他各家思想同时传播；而且由于社会长期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它可以与老庄的消极无为和悲观厌世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许多单品（章）小经。他是佛教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翻译家。据梁启超说：“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安世高翻译佛经时住在洛阳，并且还有一位中国人临淮（今安徽宿迁西北）严浮调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到处宣传佛教教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从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写的佛经，才第一次有几种中国文字的译本。
古代田园风景安世高所译佛经多属小乘佛教。所谓“小乘”是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乘”是梵语运载物（如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超脱苦海，达到彼岸，而说小乘佛教只能运载少量生灵达到彼岸。安世高所译经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中国内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译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籍大月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经十四（或十五）部。他也有两个中国人做助手，一是洛阳孟福（字元士），一是南阳张莲（字少安）。从此看来，当桓、灵之际，中国已有不少佛经中文译本，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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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记载，应该是秦朝就有陆陆续续的佛教法师进入中国。
不过公认的正规的时间，根据《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这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当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就是“白马驮经”的故事。
应该说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8年。
白马寺和当年那匹驮经的白马雕像
古代铜器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汉武帝打通西域交通以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的国家之一，直接派僧侣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经典《浮屠经》，这说明佛教已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们的注意。这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祥瑞。《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之官员）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立即将此情况上报皇帝。明帝下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信士）、桑门（沙门）之盛馔。”并把这个诏书下达给各封国的国傅。
以上记载，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的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之见于史籍者，楚王刘英是第一人。楚王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被封为楚王。史籍揭示楚王英信仰浮屠之教为永平八年。其信奉浮屠之始，当更在永平八年之前。由此可知在明帝永平八年之前，中国已有佛教传入，但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成为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民之信仰，在社会上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可是，从明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认，甚至给予以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的开始。这种说法几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承认。例如：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给石虎奏议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唐太宗《三藏圣教序》有：“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唐代著名古文家韩愈在其上给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从现有资料进行考察，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虽然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它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只能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已。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记载是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佛教语，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此外，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表宏《后汉纪》、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南齐王琰《冥祥记》、梁僧{右《出三藏记集》、粱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东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皆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但在时间和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激烈，佛教徒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叶，把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尽可能地完备起来的缘故。如佛教徒鉴于传说中汉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张骞”的名字，惟恐与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张骞相混淆，而遭到论敌的攻击，因而便把张骞的名字删除，而易为蔡情，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样改的。
佛教虽在西汉之际已传入中国内地，但发展极为缓慢。根据现存可靠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除传说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经》和东汉明帝时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以外，没有其他佛经传译。而到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动摇，对人们的束缚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机会与其他各家思想同时传播；而且由于社会长期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它可以与老庄的消极无为和悲观厌世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许多单品（章）小经。他是佛教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翻译家。据梁启超说：“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安世高翻译佛经时住在洛阳，并且还有一位中国人临淮（今安徽宿迁西北）严浮调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到处宣传佛教教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从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写的佛经，才第一次有几种中国文字的译本。
古代田园风景安世高所译佛经多属小乘佛教。所谓“小乘”是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乘”是梵语运载物（如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超脱苦海，达到彼岸，而说小乘佛教只能运载少量生灵达到彼岸。安世高所译经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中国内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译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籍大月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经十四（或十五）部。他也有两个中国人做助手，一是洛阳孟福（字元士），一是南阳张莲（字少安）。从此看来，当桓、灵之际，中国已有不少佛经中文译本，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宗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土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佛经。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东汉时，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大月氏抄写佛经四十二章，这就是所谓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