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军的关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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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军纪、申饬军法是先秦兵家共同关注的治军之道,在他们看来,做到号令严明,军纪森然,乃是经武治军的关键环节。早在《周易·师·初六》中就有“师出以律,失律凶”之说,将军事纪律视为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左传》也强调:“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襄公三年》),把严明军纪置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先秦兵家有关申饬军纪军法的理性认识,就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讲究政治纪律,要求军队做到爱民抚众、以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荀子·议兵》)。其次是强调军事纪律,要求将上做到令行禁止,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吴子·应变》)。其三是纪律成于教育,从严治军从平时管理抓起,养成士卒严守军纪的习惯,“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孙子·行军篇》)。如是,军队才能成为节制之师,无往而不胜。

“徒法不足以自行”,申饬军纪军法必须通过具体而有力的手段加以保证。这个手段按照先秦兵家的理解,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治之以法”,二是“信赏明罚”。“治之以法”,就是制定严明的法规制度,以规范军队的行动。这一点在先秦兵家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如孙子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一再强调“治乱,数也”,“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孙子·计篇》)。又如《尉缘于》主张,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兵令下》)。在先秦兵家的眼中,要严明军纪,第一步是要制定出法令禁条,所谓“法令者,民之命也,法之本也”,正是这个意思。“信赏明罚”,是先秦思想家一再提倡的确保军纪军法得以执行的基本途径。即通过严刑厚赏迫使将土畏法守纪,听从命令,勇敢杀敌,“故先君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韩非子·饰邪》)。指出“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管子·重民》)。从而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令行禁止,严不可犯”。

值得重视的是,先秦兵家与诸子还提出了一系列赏罚原则,以保证信赏必罚的主张得以落实。第一,“罚贵大,赏贵小”。提倡“将以诛大为威”,敢于惩罚那些权贵,“刑上究”,以收“杀一人而三军震”之效果。而奖励则“以赏小为明”,奖于普通士卒,“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赏下流”,以激励士气。第二,“罚不避亲,赏不嫌疏”。提倡执法如山,赏罚不私近亲,亦不避仇,“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犯国禁,乱止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诚有功,则显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第三,“赏罚至深至重”。一方面以重赏来励军争胜,“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韩非子·五蠢》)。另方面以严罚来威慑将士,使之不敢轻于犯法,“刑重则人畏,内畏则外坚”(《尉缭子·重刑令》)。第四,赏罚及时,不失时机。“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司马法·天子之义》)。强调赏罚一定要及时,以起到激励将士继续立功,杜绝违令之举再度发生的效果。第五,随时变宜,灵活处置。既讲求执法的严肃性,又注重执法的灵活性,以更好地发挥军事法纪的作用。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孙子·九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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