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以后政府商业政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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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叶以后. 唐政府对商业的基本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由抑商逐渐向护商,促商方向发展.这种转变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另一方面对唐代政治结构 和经济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
中唐以后,面对商业的蓬勃发展,唐朝中央政府及时调整政策,那种“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受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旧唐书》卷181《曹确传》)的限制工商业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到唐穆宗时期,面对全社会各阶层经商的汹涌潮流,中央政府改限制商业与商人的政策为利用商业活动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令“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全唐文》卷66唐穆宗《登基德音》)所有经商官吏一律按百姓例差科,承认了仕人营商的合法性,间接地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利用经济措施来控制商业活动,“仕之子恒为仕,工商之子世为工商”的界限日趋模糊,“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的禁令也逐渐丧失了存在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商业之中,商人成分构成开始复杂化,“四民”的职业鸿沟逐渐缩小,商人活动范围广,商业市场遍布全国各地,唐诗中较多地体现了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大量农民弃农经商,或者亦农亦商,农商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正如诗人所描写的那样,“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全唐诗》卷498姚合《庄居野行》)白居易《卖炭翁》中的老翁则应为一个自己从事加工,自己出卖产品的小商人,出现了所谓“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全唐文》卷634李翱《进士策问两道》)的状况。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丰厚的利润促使各级官吏积极参与各种商业活动之中,官员经商之风愈演愈烈,据《唐会要》记载:“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唐会要》卷84《市》)“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旧唐书》卷78)上自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至地方上的藩镇州府吏员,都兼营商贸。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与商贾勾结,出现了“美利尽归于主掌,善价不及于村闾”。(《全唐文》卷650元稹《长庆元年册尊号敕》)隋唐时期佛教极为兴盛,在当时统治者的支持和默许下,佛教寺院遍布全国各地,僧侣人数众多,寺院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以王维的有关诗文为例,他将自己的辋川别业(又称蓝田别业、终南别业)施舍给清源寺,据王维自己说:“维瓜园高斋,俯视南山形胜”。(《全唐诗》卷125《瓜园诗序》)“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园”。(同上,卷126《辋川闲居》)“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同上,卷128《田园乐七首》第二首)“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同上,卷128《田园乐七首》第三首)“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同上,卷128《田园乐七首》第四首)“南园露葵朝折,东谷黄粱夜春”。(同上,卷128《田园乐七首》第七首)可知在这所庄园内,有耕地、竹林、果园、瓜园、漆园、椒园,园中植葵,湖中种菱;有桔槔、舂碓,还有牛羊,是一个规模较大、经营品种较多的庄园。到唐武宗灭佛之前,“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寺院也与达官贵人一样经营碾、邸店、店铺、油坊、车坊等工商业以增加其经济收入。
中唐以后,面对商业的蓬勃发展,唐朝中央政府及时调整政策,那种“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受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旧唐书》卷181《曹确传》)的限制工商业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到唐穆宗时期,面对全社会各阶层经商的汹涌潮流,中央政府改限制商业与商人的政策为利用商业活动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令“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全唐文》卷66唐穆宗《登基德音》)所有经商官吏一律按百姓例差科,承认了仕人营商的合法性,间接地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利用经济措施来控制商业活动,“仕之子恒为仕,工商之子世为工商”的界限日趋模糊,“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的禁令也逐渐丧失了存在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商业之中,商人成分构成开始复杂化,“四民”的职业鸿沟逐渐缩小,商人活动范围广,商业市场遍布全国各地,唐诗中较多地体现了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大量农民弃农经商,或者亦农亦商,农商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正如诗人所描写的那样,“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全唐诗》卷498姚合《庄居野行》)白居易《卖炭翁》中的老翁则应为一个自己从事加工,自己出卖产品的小商人,出现了所谓“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全唐文》卷634李翱《进士策问两道》)的状况。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丰厚的利润促使各级官吏积极参与各种商业活动之中,官员经商之风愈演愈烈,据《唐会要》记载:“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唐会要》卷84《市》)“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旧唐书》卷78)上自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至地方上的藩镇州府吏员,都兼营商贸。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与商贾勾结,出现了“美利尽归于主掌,善价不及于村闾”。(《全唐文》卷650元稹《长庆元年册尊号敕》)隋唐时期佛教极为兴盛,在当时统治者的支持和默许下,佛教寺院遍布全国各地,僧侣人数众多,寺院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以王维的有关诗文为例,他将自己的辋川别业(又称蓝田别业、终南别业)施舍给清源寺,据王维自己说:“维瓜园高斋,俯视南山形胜”。(《全唐诗》卷125《瓜园诗序》)“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园”。(同上,卷126《辋川闲居》)“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同上,卷128《田园乐七首》第二首)“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同上,卷128《田园乐七首》第三首)“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同上,卷128《田园乐七首》第四首)“南园露葵朝折,东谷黄粱夜春”。(同上,卷128《田园乐七首》第七首)可知在这所庄园内,有耕地、竹林、果园、瓜园、漆园、椒园,园中植葵,湖中种菱;有桔槔、舂碓,还有牛羊,是一个规模较大、经营品种较多的庄园。到唐武宗灭佛之前,“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寺院也与达官贵人一样经营碾、邸店、店铺、油坊、车坊等工商业以增加其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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