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管子》
管子与《管子》
1．管子其人
管子，大约生于公元前725年，姓管名夷吾，字仲，死后谥号敬，后世也称管敬仲，泛称管仲。出生在颍河流域，一说是今安徽阜阳市的颍上县，县城至今仍保有管子祠、管仲公园、管仲广场、管仲大道等。管仲“少时曾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推蒂）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任三逐于君，鲍叔不以为我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合乎礼义法度）则六亲（父、母、兄、弟、妻、子）固，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齐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非臣之所能也，其为管夷吾乎？……夷吾事君无二心……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所在之国，必得志于天下。' ”（《国语·齐语》）
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执政长达四十年之久，被齐桓公尊为“仲父”，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诸葛亮未出山前常以管仲自许。管仲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才、法制等方面。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世人则称之为“儒道法思想的先驱”。管子的政治思想以人为本，政顺民心，政利民生为原则。“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管子·牧民》，第1页，中国书店出版，1994年第一版。以下引文同）。管子执政以后，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在齐桓公的全力支持下，对齐国实行大胆全面的改革，重视农业生产，提倡“农战”改革军制，实行军政军民合一，倡导富民政策，发展农、林、牧、商、贸，冶炼盐铁，发展海上交通贸易，采取“寓兵于民”，使“隐军令于国政”。对外提出“尊王攘夷”，反对对外侵略扩张，实行睦邻和平外交政策。以上政策对推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各诸侯国的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和睦融洽与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管仲由于思想杰出丰富，深刻全面，尤其是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历来为后世所推崇。孔子曾高度评价“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襟）矣”, “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2.《管子》其书
历代学者们认为，《管子》一书，虽名为管仲所撰，实际上并非管仲所著。但是《管子》中的许多篇章反映了管子的事迹和思想。据传《管子》成书于战国初期或西汉，非一时一人所作，某些篇章的观点前后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还相互矛盾。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实行变法，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思想，在“稷下”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后来的所谓管仲学派。
《管子》一书主要反映了管仲学派的观点，也掺杂了其他学者的论述。从内容上看，在政治思想方面，管仲推崇儒家的民本思想，直接提出“以人为本”的主张；在军事法制社会政治改革等方面，更多倾向于法家的主张；在宇宙观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常常以自然规律解释人事物理。
《管子》一书，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正如近人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一书中所说，《管子》“在先秦诸子，裒（音掊，辑录）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管子》书中兼有儒法道诸家学说的许多观点。该书的突出方面是政治思想，管仲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提出“以人为本”，主张顺民意，利民生，提倡法制，不主张君立绝对独裁，顺民之好恶以为治，依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立法，主张法简统一，对民重信，执法公正无私。管子还提出爱民、富民、教民，所谓治国之道，必先爱民富民教民，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主张，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管子》的关于政治改革、发展经济、利民富民的政策以及富国强兵的许多主张和政策，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