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相关文言文
1. 司马光（刘晏理财）文言文翻译
出自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的《刘晏通敏精悍》
翻译：
刘晏当初担任转运使时，一直用高价招募擅长奔走的人，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不用几天都能送到转运使官署。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衡标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
刘晏还认为：住户和人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管理财务，总把关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至一个月，必须记录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能丰收的端倪。
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的时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住户人口增多繁衍起来。在刘晏任职的初期。
钱财赋税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卖办法来增加军需国用，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
在刘晏任职之前，把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水流湍急凶险，大致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根据各处的不同特点，依据各地的便利条件，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负责漕运的士兵。
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处，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沿着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从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在扬子这个地方造船。
每造一艘船，付给一千缗钱。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做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
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品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这些人不厌烦细细地计较一分一毫，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
原文：
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 *** 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
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晏于扬子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
扩展资料
相关背景：
刘晏提出，要增加财政收入，前提是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资治通鉴》称刘晏“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这是一般官员做不到的。
理财常以养民为先，首先是心中有百姓。增加财政收入，要善于利用商品经济，熟悉市场行情。在他看来，到处都有增加收入的门路，关键在于能否发现和利用。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也就是收税要顺应民众的需要，不是一味搜刮人民。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所以在盐利上征税，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
人物简介：
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唐代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实施了改革榷盐法、改革漕运和改革常平法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全唐文》、《全唐诗》录有刘晏的作品。
2. 司马光幼时的译文
司马光幼时的译文： 司马光长到七岁时，严肃庄重的样子如同大人，听讲《左氏春秋》，十分喜爱，回去之后让家人讲给他听，马上了解它（指《左氏春秋》）的大意（大概意思）。
从此手里不放下书本，甚至不知道饥饿口渴，寒冷炎热。 一群人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小孩站在缸上，失足掉了进去，大家都扔下（他）而离去，司马光拿起石头砸破缸，（缸里的）水涌出，落水的小孩得救了。
（那件事）之后，北宋时的开封和洛阳中（流传）用（司马光砸缸这件事）画的图画。 扩展资料： 司马光生性不喜华靡，素以俭朴自守。
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住在城郊西北一个小巷中，居所极为简陋，仅能挡风遮雨。夏天为避暑热，他请工匠挖地丈余，用砖砌成地下室，读书写作其间。
大臣王拱辰当时亦居洛阳，所建宅第凌天高耸，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邵康节则打趣说：“一人巢居，一人穴处！” 司马光不收任何人送给他的礼，就连皇上的赏赐也不受。
仁宗皇帝临终前立下遗诏，赐予司马光等大臣一笔价值百余万的金珠。司马光考虑到国家财力不逮，便领衔上书请免。
力辞再三未果，只好将自己那份珠宝交谏院充作公费，金钱接济了亲友，自家分文未留。 司马光为官40年，仅有薄田三顷，所得薪俸大多周济了穷人。
其妻去世时，竟拿不出钱来办丧事，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司马光临终床箦萧然，唯枕间有《役书》一卷，故吕公著为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
司马光府上有个仆人，30年来一直称呼他“秀才”。前来拜会的苏轼，听后觉得不恭，就教他以后改称“大参相公”。
作为称呼，“相公”是指“位居宰相之职并享有公爵爵位的人”。司马光听仆人突然改口，吃惊地问他谁教的，仆人如实禀告。
司马光说：“好好一个仆人，被苏东坡教坏了。”在司马光看来，“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他不仅自己不吝身份，也不希望家人为世俗所染，变得势利起来。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王兆贵：司马光的人品和家风 。
3. 宋史 杨畏传全文翻译
译文
杨畏，字子安，其先遂宁人，父徙洛阳。畏幼孤好学，事母孝，不事科举。党友交劝之，乃擢进士第。调成纪主簿，不之官，刻志经术，以所著书谒王安石、吕惠卿，为郓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学，以为得圣人之意。除西京国子监教授，舒亶荐为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有盗学士院厨钱罪，为王安礼所白，畏抗章辨论。亶罢，畏坐左转宗正丞，出提点夔州路刑狱。吕大防、刘挚为相，俱与畏善，用畏为工部员外郎，除监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
防、挚之争，畏助大防攻挚十事。挚罢，苏颂为相，畏复攻颂。颂罢，畏意欲苏辙为相。宣仁后外召范纯仁为右仆射，畏又攻纯仁，不报。畏本附辙，知辙不相，复上疏诋辙不可用。其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侧目。
宣仁后崩，吕大防欲用畏谏议大夫，范纯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迁畏礼部侍郎。及大防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信之，遂荐章惇、吕惠卿可大任。
惇入相，畏遣所亲阴结之，曰：“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遂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方欲逐吕苏二人觉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首为相公开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书侍郎李清臣、知枢密院安焘与惇不合，畏复阴附安、李，惇觉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为于惇，遂以宝文阁待制出知真定府。
寻落职知虢州，入元祐党。蔡京为相，畏遣子侄见京，以元祐末论苏辙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党河南尹薛昂致言于京，遂出党籍。
畏颇为纵横学，有才辩而多捭阖，与邢恕缔交，其好功名富贵亦同。然恕疏而多失，畏谋必中，其究俱为搢绅祸云。
（节选自《宋史·杨畏传》）
4. 有关司马光读书好学的两个故事
有关司马光读书好学的两个故事：
1、司马光幼年时，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备应答的能力比不上别人，所以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时，别的兄弟会背诵了，就去玩耍休息了；司马光却独自留下来，专心刻苦地读书，一直到能够背的烂熟于心为止。
因为司马光读书时下的功夫多，收获就长远，所以他精心背诵过的内容，就能终生不忘。司马光曾经说： “ 读书不能不背诵。当你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韵，收获就会非常大了！ ”
2、司马光从小读书刻苦勤奋，他觉得自己记忆力不行，背课文记生字总是没有别人快，就暗自说：“让我下苦功，来增强记忆力吧！”于是，他试着对课文多念多背，别人背两遍三遍，他要背五遍六遍。
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够用了。放学后，也得挤出时间来读书。特别是晚上，玩耍一阵后，他便读起书来，这一读，读得很晚。到第二天，还要早早地起床，进行晨读。
由于晚上睡得迟，他常常睡过头，耽误了早晨读书。“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想让母亲来喊醒自己。但母亲心疼他，不想让他读书读得这么苦。
有一天，司马光看见后院一段圆木头，灵机一动，心里想：“有办法了！”司马光把圆木头擦干净，放在床上当枕头。他枕着圆木头睡，一翻身，圆木头就滚动，把他惊醒。这样，他就不会睡过头了。
扩展资料：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不朽之作，共二百九十四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在中国史学史上，该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无与伦比；在世界史学史上，也首屈一指。研究中国史、了解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
如今，研究该书已发展成为“通鉴学”。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苦于没有机会和时间。自从他当了谏官等职之后，条件比较好了，于是，他试着编了《周纪》和《秦纪》，给宋英宗看偏爱历史的宋英宗看了，很欣赏，就叫司马光继续编下去，并且给司马光创造条件，设立书局，配备了助手。
司马光先后选了刘恕、刘攽和范祖禹等人为重要助手，司马康则帮助抄校。这样，就具备了人手和史料两大条件，再加上到洛阳后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这部巨著便以十九年的时间完成了。客观条件虽好，但决定于主观努力。
司马光的修书精神，可以和司马迁相比美。为了修书，他常常拒不见客。为了修书，他“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天挑灯夜读，黎明即起。他和其助手的看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他们实事求是的严肃治学精神，为人楷模。
据说光是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与毅力，才使《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完成。这时，司马光已经到了烈士暮年，虽然壮心未已，却精疲力竭了。不过，他并不后悔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尽于此书”，反而欣慰自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