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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先生是文坛前辈，从我二十四、五岁时读到他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我的青春在读着他一部又一部作品中渐渐逝去。在这期间我和王蒙先生的儿子王山成了同事，于公于私我都有了很多机会走近王蒙先生。王蒙对年轻人的扶持和宽容我是深有体会的。记得十年前我们报社约王蒙先生写一篇文章，等着上版，时间很紧，但他挺理解我们编辑的工作，非但没有拒绝，还特别准时地将稿子由王山带给我。我感动地对王山说，你别认为老爷子是冲着你才给我们稿子，而因为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咱们的领导，还说明他认可了我的记者和编辑工作。王山憨厚地说，那当然！那当然！看着我的同事王山，我好生惭愧。其实我的心里话是：我特别感谢王蒙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特别珍惜和他们两代人的友谊。但我的感激往往因为调侃而消解了它的分量。没办法，性格使然。那次由于版式的原因，我擅自把王蒙先生文章原来的标题改了，当时除了沾沾自喜还左观右看，自鸣得意。第二天报纸出来，正好在会上遇到王蒙先生，他漫不经心地说：修改文章是编辑的职责，但你打个电话，我们商量一下，五分钟我可以想出十个题目啊！再说，我的那个标题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听出他对我修改后的标题的不满，但没看出他不高兴，就又开始“漫谈”起当天会议的事。聊了挺长一会儿，他话锋一转，非常温和地说，下次再改标题时咱们商量着办啊！我立时像叩头虫一样不停点头。
有一次开会，我搭王蒙先生的车前往。路上聊起他的《尴尬风流》等新作，他说写《尴尬风流》就是自己常常遇到尴尬、看到别人的尴尬状，就顺手记下来成个乐儿。我“吹捧”他年过七旬仍坚持创作，声名响誉中外。他呵呵笑说，70多岁的人了，把什么都想开了。有知名度又怎么样？当多大的官也有退休那天，多大的知名度都不可能永远活着，我不信得了癌症因为“知名”就不疼。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来年年随中国作协领导去给王蒙先生拜年。尽管经常能见到王蒙先生，但真正采访他只有一次。那次本想听王蒙先生谈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但我注意到，他关于作家心态的言论很有意思。于是，我们便就这个话题谈开去。我们谈到最近这些年文坛很活跃，但浮躁现象也很突出。王蒙认为，有人是炒作，有人是看热闹。作家还是要写好作品。有的作品俗赏雅不赏，但市场很看好，而对他们的文学成就就不好评说了，这是一类。也有一部分作家，他们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市场也看好，但他们不仅仅为迎合市场，有一定的文学含量，这又是一类。说到这里，王蒙说，我倒真想和作家们说说，要克服一切困难，要克服浮躁，踏下心来写点东西。
我这人思维跳跃，比较适合“漫谈”，所以忽然就说起俄罗斯的经济衰退，说起不管怎么衰退俄罗斯文学仍保持的独特优势和地位。我问，中国的文学有这样的优势吗？您怎么评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势态？王蒙说，俄罗斯文学作品真正保留下来的也并不多，就那么几个，而认真进行创作，努力追求作品分量的作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不要说一个国家文坛上出三四十人，就是有这样的作家三四位也不容易了。有的只是一时气魄很大。我们国家的文学能有这样的势态很不容易了。
王蒙先生的话很精辟，我再接不上话茬儿，就立马改问，这几年对于鲁迅的争议比较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蒙先生迅速接过话题说，现在文坛思想确实很活跃。鲁迅作品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应该更好地研究、继承、弘扬，但多年来也附加了许多非鲁迅的遮蔽。我从里面看到几种观点，而这几种观点实际上本质是一致的。第一种是把鲁迅说成是整个国家、民族、文学的例外，用鲁迅的伟大来论证上至政府下至草民的卑劣。第二种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包括鲁迅，都不灵，只有外国人行。第三种就是一有点对鲁迅的议论就积极捍卫，不允许有任何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
我说，听起来这几种表现形式看上去不同，其本质都差不多。我们尊重鲁迅，不应以贬低民族为代价。王蒙先生认同我的观点，他说，批评鲁迅也不应以贬低民族为目的。至于那种所谓政治上的“誓死捍卫”的观点，则加进了许多情绪化的因素。情绪化的因素加上商业炒作的因素，没有意思，也闹不清他是什么见解。
我又提出了文坛上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王蒙先生说，现在泡沫的东西较多，在泡沫中人们反倒看不见文学的真正之“流”，只看到一大堆泡沫，一会儿觉得这部作品重要，一会儿觉得那部作品重要，其实都不重要，没几年大伙儿就全都忘了。比如刮过一阵风，有的人在作品里就开始追。刮另一阵风，就根本不知道那些作品是在描写中国，跟风实在是令人担忧的文学倾向。
王蒙肯定地说，现在有些作家追风，媒体也追风。这就诱导了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现在的文坛有几种状态。有很认真的，有实实在在写作品的；也有游戏人生的；也有炒作的。这几种状态，有可能产生相互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形成娱乐性强一点的，战斗性强一点的，艺术性强一点的。我用时髦的词接着王蒙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多元互补，有的偏于怀旧，有的偏于探索。王蒙先生说，不管你用什么词表述，不管怎么变化，真正的作家要潜心写作，用心写作，写出好作品最重要。
有一次开会，我搭王蒙先生的车前往。路上聊起他的《尴尬风流》等新作，他说写《尴尬风流》就是自己常常遇到尴尬、看到别人的尴尬状，就顺手记下来成个乐儿。我“吹捧”他年过七旬仍坚持创作，声名响誉中外。他呵呵笑说，70多岁的人了，把什么都想开了。有知名度又怎么样？当多大的官也有退休那天，多大的知名度都不可能永远活着，我不信得了癌症因为“知名”就不疼。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来年年随中国作协领导去给王蒙先生拜年。尽管经常能见到王蒙先生，但真正采访他只有一次。那次本想听王蒙先生谈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但我注意到，他关于作家心态的言论很有意思。于是，我们便就这个话题谈开去。我们谈到最近这些年文坛很活跃，但浮躁现象也很突出。王蒙认为，有人是炒作，有人是看热闹。作家还是要写好作品。有的作品俗赏雅不赏，但市场很看好，而对他们的文学成就就不好评说了，这是一类。也有一部分作家，他们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市场也看好，但他们不仅仅为迎合市场，有一定的文学含量，这又是一类。说到这里，王蒙说，我倒真想和作家们说说，要克服一切困难，要克服浮躁，踏下心来写点东西。
我这人思维跳跃，比较适合“漫谈”，所以忽然就说起俄罗斯的经济衰退，说起不管怎么衰退俄罗斯文学仍保持的独特优势和地位。我问，中国的文学有这样的优势吗？您怎么评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势态？王蒙说，俄罗斯文学作品真正保留下来的也并不多，就那么几个，而认真进行创作，努力追求作品分量的作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不要说一个国家文坛上出三四十人，就是有这样的作家三四位也不容易了。有的只是一时气魄很大。我们国家的文学能有这样的势态很不容易了。
王蒙先生的话很精辟，我再接不上话茬儿，就立马改问，这几年对于鲁迅的争议比较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蒙先生迅速接过话题说，现在文坛思想确实很活跃。鲁迅作品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应该更好地研究、继承、弘扬，但多年来也附加了许多非鲁迅的遮蔽。我从里面看到几种观点，而这几种观点实际上本质是一致的。第一种是把鲁迅说成是整个国家、民族、文学的例外，用鲁迅的伟大来论证上至政府下至草民的卑劣。第二种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包括鲁迅，都不灵，只有外国人行。第三种就是一有点对鲁迅的议论就积极捍卫，不允许有任何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
我说，听起来这几种表现形式看上去不同，其本质都差不多。我们尊重鲁迅，不应以贬低民族为代价。王蒙先生认同我的观点，他说，批评鲁迅也不应以贬低民族为目的。至于那种所谓政治上的“誓死捍卫”的观点，则加进了许多情绪化的因素。情绪化的因素加上商业炒作的因素，没有意思，也闹不清他是什么见解。
我又提出了文坛上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王蒙先生说，现在泡沫的东西较多，在泡沫中人们反倒看不见文学的真正之“流”，只看到一大堆泡沫，一会儿觉得这部作品重要，一会儿觉得那部作品重要，其实都不重要，没几年大伙儿就全都忘了。比如刮过一阵风，有的人在作品里就开始追。刮另一阵风，就根本不知道那些作品是在描写中国，跟风实在是令人担忧的文学倾向。
王蒙肯定地说，现在有些作家追风，媒体也追风。这就诱导了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现在的文坛有几种状态。有很认真的，有实实在在写作品的；也有游戏人生的；也有炒作的。这几种状态，有可能产生相互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形成娱乐性强一点的，战斗性强一点的，艺术性强一点的。我用时髦的词接着王蒙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多元互补，有的偏于怀旧，有的偏于探索。王蒙先生说，不管你用什么词表述，不管怎么变化，真正的作家要潜心写作，用心写作，写出好作品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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