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做出了哪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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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创立年号
创置党项政权的年号李德明一直使用北宋年号,1032年,北宋明道元年,元昊以避父讳为名,在国内改称显道二年,次年改号开运,因有人指出开运是石晋灭亡之号,又改为广运。从此元昊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抛弃宋朝年号。
修宫升府
升州府,营宫殿元昊为了准备建国,改都城兴州为兴庆广宫城,扩营宫殿,“其名号悉仿中国所称”,升洪、定、威、龙、怀诸堡镇为州。
设百官
依照宋制设立百官,建立党项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国家机构。元昊设蕃、汉两个官僚系统蕃官系统职号有:宁令、漠宁令、丁卢、丁弩、素贵、祖儒、吕则、枢铭。汉官系统机构有: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开封府、诩卫司、官训一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后来改宋朝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又按宋制设立尚书令,掌十六司事务。其汉官系统基本上是宋朝的官制内容。
定服制仪
元昊为百官定朝服,以别等级,文官戴噗头,穿靴执笏,穿紫衣,绯衣,基本为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民庶衣青绿,以别贵贱。参照宋制定朝仪:“凡官属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渴舞蹈,行三拜礼。有执纷不端,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者并罚。”[7]
军事
整编部落
整编部落兵党项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有几百帐,大族会上千帐。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是党项最主要的社会组织。15岁以上、60岁以下为丁,战时出丁助阵,没有战时从事生产,他们自备武器自带食物,作战随点集而至,“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投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原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疲弱者为之故壮者得正军为多。”强壮丁编为“正军”,体弱者编为辅助兵,元昊共编了约50万部落兵。[7]
创建擒生军
建立专门掳掠奴隶人口的“擒生军”。共有十万,其中三万为精锐,七万为副兵。建立宿卫军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为“御园内六班直”,分三蕃宿卫王室,月给米二石这个宿卫军又是人质团,元昊通过它可以控制各部落首领、贵族。
设立十二监军司
党项统治者征集军队,用银牌召诸部首领而受约束,部落首领统帅本部兵丁,称为“一溜”。根据各部落兵丁所在地域,元昊设立了十二个监军司(相当于今军区),即:左厢神勇、石州祥佑、宥州嘉宁、韦州静塞、西寿保泰、卓啰和南、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瓜州西平、黑水镇燕、白马强镇、黑山威福。“诸军并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员。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蕃汉悉任之。”[7]
突袭甘凉
1028年,李元昊率兵进攻甘洲(今甘肃张掖)回鹘政权的战争,这年元昊二十四岁。以甘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西凉的吐蕃都是宋朝得以联络而挟制党项的盟友,元昊之父李德明为了使西夏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首先采取攻占河西走廊的战略,并由其子元昊担当西攻的重任。元昊接受了西攻回鹘的重任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使回鹘可汗来不及调集兵力,甘州城即被攻破。此后,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相继降夏。元昊由于这一显赫战功而被李德明册封太子。接着元昊又按其父意图,在率军回师途中,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乘势突破西凉,一举成功。
宋夏三战
1040年,李元昊进逼怀远城(今宁夏银川)。宋将行营总管任福率兵抵抗。宋军进至三川(延川、宜川、洛川汇合处),兵分两路,约定次日会战。李元昊想用有利地形歼灭宋军,便将10万人马布成合围态势,待机灭敌。任福率军进发,行进途中,先锋发现路旁放着几个带泥的银盒子,内有跳动声,心中疑虑,报告上去。任福来到后,立即开盒,盒内100多只带铃哨的鸽子凌空而起,就在宋军上空盘旋。李元昊望见高飞的鸽群,得知宋军确切的位置,从两翼快速进攻。由于任福的军队“皆非素抚之兵”,临阵慌乱,立即大败,任福也被强敌杀死。[8]
1041年,好水川(宁夏隆德县东)之战。
1042年,定川碧(甘肃平凉市北)之战.
宋军三战均大败,使宋朝上下为之惊恐。[9-10]
经济
李元昊建国称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物质基础,而西夏社会经济之所以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短时间里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有是和李元昊致力于加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
李元昊画像
吸收中原先进的经济体制,改变西夏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分不开的。夏国的中心地带,处于黄河上游两岸富庶的银川平原。“天下黄河富宁夏”是历史上对这个地区的荣称。元昊建国后,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皇渠”或“李皇渠”,沟渠遗迹,至今仍存。“昊王渠”等的修筑,使首都兴庆府周围成为夏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农田司”以管理农业。党项族历来以畜牧业为其经济基础,在元昊攻占了自古既有“畜牧甲天下”的河西走廊甘、凉地区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基础更为雄厚。著名的“党项马”及其他牲畜和畜产品是党项族与汉族地区进行贸易交换的主要商品。频繁的战争,大量消耗和损失牲畜,没有畜牧业的发展也难以维持。正因为畜牧业在党项族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元昊十分重视,为了使本民族的传统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建国后设立了专官全国畜牧业的群牧司。[11]
民族
李元昊对内实行团结叶蕃、蕃羌一体的民族政策,巩固并扩大统治基础。在党项政权的统治地区,居住着羌(党项)、汉、蕃(叶蕃)、回鹊、塔塔(蒙古)、契丹等多种民族,其中党项和叶蕃关系最为密切。“
在统治的指导思想上,李元昊摒弃宋儒理学的“礼义”思想,采用适应党项社会现状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先秦法家的“法治”学说。[7] [12]
外交
元昊时期的对外政策,即不同于继迁时期的一贯联辽抗宋,又不同于得明时期的与宋、辽和平相处,而是根据实际利益,随机应变。抗衡宋、辽、视二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这是十分灵活的外交政策。元昊继位后,同辽联姻,受辽封号。一旦两国因党项叛附问题发生纠纷,并引起战争,元昊在给辽以重创之后又立即以胜求和,恢复两国友好。对待宋朝,结盟于辽,有恃无恐,悍然发动攻掠战争。当元昊看到辽以出卖夏国利益从中渔利,便立即决定同宋媾和,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这一步不仅使元昊摆脱了早想结束的由长期战争造成的困境,而且避免了辽为从宋得到经济实惠,有可能牺牲夏国,夏国将遭到两面受敌的危险;对宋妥协,两国议和,还可以从宋得到经济实惠,可谓一举三得。[2] [7]
文化
推崇旧俗,实行秃发元昊强制推行党项传统发式,禁用汉俗结发。
制作和汉族有别的礼乐制度。
创制本民族文宇(西夏文)。
设立蕃、汉二宇院,尊崇夏字。
建立蕃学,培养党项统治人才。[7]
创立年号
创置党项政权的年号李德明一直使用北宋年号,1032年,北宋明道元年,元昊以避父讳为名,在国内改称显道二年,次年改号开运,因有人指出开运是石晋灭亡之号,又改为广运。从此元昊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抛弃宋朝年号。
修宫升府
升州府,营宫殿元昊为了准备建国,改都城兴州为兴庆广宫城,扩营宫殿,“其名号悉仿中国所称”,升洪、定、威、龙、怀诸堡镇为州。
设百官
依照宋制设立百官,建立党项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国家机构。元昊设蕃、汉两个官僚系统蕃官系统职号有:宁令、漠宁令、丁卢、丁弩、素贵、祖儒、吕则、枢铭。汉官系统机构有: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开封府、诩卫司、官训一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后来改宋朝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又按宋制设立尚书令,掌十六司事务。其汉官系统基本上是宋朝的官制内容。
定服制仪
元昊为百官定朝服,以别等级,文官戴噗头,穿靴执笏,穿紫衣,绯衣,基本为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民庶衣青绿,以别贵贱。参照宋制定朝仪:“凡官属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渴舞蹈,行三拜礼。有执纷不端,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者并罚。”[7]
军事
整编部落
整编部落兵党项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有几百帐,大族会上千帐。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是党项最主要的社会组织。15岁以上、60岁以下为丁,战时出丁助阵,没有战时从事生产,他们自备武器自带食物,作战随点集而至,“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投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原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疲弱者为之故壮者得正军为多。”强壮丁编为“正军”,体弱者编为辅助兵,元昊共编了约50万部落兵。[7]
创建擒生军
建立专门掳掠奴隶人口的“擒生军”。共有十万,其中三万为精锐,七万为副兵。建立宿卫军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为“御园内六班直”,分三蕃宿卫王室,月给米二石这个宿卫军又是人质团,元昊通过它可以控制各部落首领、贵族。
设立十二监军司
党项统治者征集军队,用银牌召诸部首领而受约束,部落首领统帅本部兵丁,称为“一溜”。根据各部落兵丁所在地域,元昊设立了十二个监军司(相当于今军区),即:左厢神勇、石州祥佑、宥州嘉宁、韦州静塞、西寿保泰、卓啰和南、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瓜州西平、黑水镇燕、白马强镇、黑山威福。“诸军并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员。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蕃汉悉任之。”[7]
突袭甘凉
1028年,李元昊率兵进攻甘洲(今甘肃张掖)回鹘政权的战争,这年元昊二十四岁。以甘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西凉的吐蕃都是宋朝得以联络而挟制党项的盟友,元昊之父李德明为了使西夏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首先采取攻占河西走廊的战略,并由其子元昊担当西攻的重任。元昊接受了西攻回鹘的重任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使回鹘可汗来不及调集兵力,甘州城即被攻破。此后,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相继降夏。元昊由于这一显赫战功而被李德明册封太子。接着元昊又按其父意图,在率军回师途中,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乘势突破西凉,一举成功。
宋夏三战
1040年,李元昊进逼怀远城(今宁夏银川)。宋将行营总管任福率兵抵抗。宋军进至三川(延川、宜川、洛川汇合处),兵分两路,约定次日会战。李元昊想用有利地形歼灭宋军,便将10万人马布成合围态势,待机灭敌。任福率军进发,行进途中,先锋发现路旁放着几个带泥的银盒子,内有跳动声,心中疑虑,报告上去。任福来到后,立即开盒,盒内100多只带铃哨的鸽子凌空而起,就在宋军上空盘旋。李元昊望见高飞的鸽群,得知宋军确切的位置,从两翼快速进攻。由于任福的军队“皆非素抚之兵”,临阵慌乱,立即大败,任福也被强敌杀死。[8]
1041年,好水川(宁夏隆德县东)之战。
1042年,定川碧(甘肃平凉市北)之战.
宋军三战均大败,使宋朝上下为之惊恐。[9-10]
经济
李元昊建国称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物质基础,而西夏社会经济之所以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短时间里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有是和李元昊致力于加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
李元昊画像
吸收中原先进的经济体制,改变西夏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分不开的。夏国的中心地带,处于黄河上游两岸富庶的银川平原。“天下黄河富宁夏”是历史上对这个地区的荣称。元昊建国后,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皇渠”或“李皇渠”,沟渠遗迹,至今仍存。“昊王渠”等的修筑,使首都兴庆府周围成为夏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农田司”以管理农业。党项族历来以畜牧业为其经济基础,在元昊攻占了自古既有“畜牧甲天下”的河西走廊甘、凉地区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基础更为雄厚。著名的“党项马”及其他牲畜和畜产品是党项族与汉族地区进行贸易交换的主要商品。频繁的战争,大量消耗和损失牲畜,没有畜牧业的发展也难以维持。正因为畜牧业在党项族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元昊十分重视,为了使本民族的传统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建国后设立了专官全国畜牧业的群牧司。[11]
民族
李元昊对内实行团结叶蕃、蕃羌一体的民族政策,巩固并扩大统治基础。在党项政权的统治地区,居住着羌(党项)、汉、蕃(叶蕃)、回鹊、塔塔(蒙古)、契丹等多种民族,其中党项和叶蕃关系最为密切。“
在统治的指导思想上,李元昊摒弃宋儒理学的“礼义”思想,采用适应党项社会现状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先秦法家的“法治”学说。[7] [12]
外交
元昊时期的对外政策,即不同于继迁时期的一贯联辽抗宋,又不同于得明时期的与宋、辽和平相处,而是根据实际利益,随机应变。抗衡宋、辽、视二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这是十分灵活的外交政策。元昊继位后,同辽联姻,受辽封号。一旦两国因党项叛附问题发生纠纷,并引起战争,元昊在给辽以重创之后又立即以胜求和,恢复两国友好。对待宋朝,结盟于辽,有恃无恐,悍然发动攻掠战争。当元昊看到辽以出卖夏国利益从中渔利,便立即决定同宋媾和,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这一步不仅使元昊摆脱了早想结束的由长期战争造成的困境,而且避免了辽为从宋得到经济实惠,有可能牺牲夏国,夏国将遭到两面受敌的危险;对宋妥协,两国议和,还可以从宋得到经济实惠,可谓一举三得。[2] [7]
文化
推崇旧俗,实行秃发元昊强制推行党项传统发式,禁用汉俗结发。
制作和汉族有别的礼乐制度。
创制本民族文宇(西夏文)。
设立蕃、汉二宇院,尊崇夏字。
建立蕃学,培养党项统治人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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