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曾国藩到底有多牛，竟在满清皇帝无情的打压下干了这些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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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新崛起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曾国藩与皇权之间展开了一场波谲云诡的权术之争。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整个南部中国。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清朝的腐朽统治，摧毁了清朝南方的地方政权。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清朝官吏共28名，其中伤毙自杀或革职逮问者便有17名。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清朝的总督巡抚共有38名丢官殒命，武职位在提督以上者共有65名曝尸疆场，可谓摧毁殆尽。
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清朝统治，1853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募练了一支万人劲旅，创建了湘军。此后，这支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不仅成为太平军最凶悍的死敌，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就清王朝本身而言，曾国藩集团的崛起，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重心由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清朝前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政体高度发展，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由内及外的统治网络，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但是到了咸丰、同治时期，以湘军集团的崛起为标志，清朝的权力重心由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从1854年起到1864年止，曾国藩集团先后掌握了安徽、湖北、江西、浙江、四川、陕西、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督抚大权，黄河秦岭以南、四川云南以东的广大南部中国，几乎都在其权力范围之内。曾国藩集团不仅掌握了南部中国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大权，而且将湘军发展成一支拥有12万人的庞大的水陆武装。曾国藩曾得意地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应。”
曾国藩的湘军与清朝的正规武装八旗和绿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八旗自清世祖亲政后，完全由皇帝直接控制。绿营则直辖兵部，通过兵部由皇帝指挥。其将领由兵部遴选，兵守世业，兵非武弁所自招，弁非将帅之亲信，故八旗、绿营的兵权都属于国家而集于中央。与此相比，湘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私属性质。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帅，他在创建湘军之初，就断然改变八旗、绿营之法，制定了一套新的法规制度。依照这些法规制度，湘军的大帅和统领由曾国藩本人亲自挑选；统领之下，是为营官，由统领物色；营为湘军基本单位，全部兵士均由营官亲自在本乡招募。这样一来，兵为营官所私，营官为统领所私，统领、大帅为曾国藩所私，通过这种递相私属的关系，湘军变成为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湘军既然私属于曾国藩，他人自然难以调度指挥。如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军回师武汉，清廷急令曾国藩火速增援湖北清军。曾以水师尚未练成为借口，按兵不动，虽朝廷连下四道上谕，均视之阙如，朝廷也无可奈何。湘军的创建，导致了“兵为将有”局面的产生，在清廷原有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权力结构上冲开了一道缺口。
随着军权的下移，地方的政权与财权也随之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握、控制。根据清制，掌握地方大权的督抚，皆以文官选任，不得以谙习兵法战阵的武官开列。其用意在于文人不知兵，虽授以疆寄，独任方面，也不必深以为忧。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虽本为文人，但却手握重兵，久历战阵，通晓戎机，他们的身份，已由文人变为儒将。因此他们膺任疆寄，就是对清朝定制的突破。而他们一旦大权在握，便大展经纶，开始了对地方政权的包揽把持。
在此情况下，皇权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咸丰皇帝一向自诩“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他对曾国藩等人的一切建议筹划皆“言听计从”。当然咸丰皇帝并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以咸丰帝为代表的皇权与曾国藩集团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之争。曾国藩以老谋深算的策略和权术与朝廷周旋，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极大地壮大了实力。
咸丰初年，曾国藩集团刚刚形成，尽管羽翼未丰，却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相对独立的集团意志，这就触动了清廷敏感的政治神经。咸丰帝即位不久，便流露出对曾国藩集团的无比忧虑。为了抑制其势力的膨胀，清廷对曾国藩集团采取了各种压制措施。
首先，不轻易授予曾国藩集团成员军政实权。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创建湘军，东征西讨，功勋卓著。因此，他遭到了清廷的猜忌。咸丰帝说：“曾国藩一人统领重兵，朕心实深悬系。”还在湘军出师东征时，咸丰帝特诏湖广总督台涌、贵州提督布克镇严密监视曾国藩的行动。
其次，在军事部署上进行压抑。咸丰帝不仅长期不授予曾国藩等人军政实权，还时刻提防他们居功傲上。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咸丰帝的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为此，朝廷把由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部署在攻占天京，获取扫灭太平天国首功的位置，而让湘军去打那些疲于奔命、劳而无功的外围战，致使曾国藩等人时而援浙，时而赴闽，时而入川，客寄虚悬，难以取得大的成功。
再次，限制湘军粮饷。湘军非国家经制之师，其粮饷基本靠自筹，很少靠朝廷接济。然而，就是自筹粮饷，也受到朝廷的多方阻挠。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以军营急需，奏请拨江西漕折银每月5万两，咸丰帝却故意截留不解。由于朝廷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历年欠饷高达4987500两。因为粮饷奇绌，湘军常常窘迫到数月发不出兵士饷银的境地。
此外，地方官吏还秉承朝廷的旨意，从各方面对曾国藩集团进行排挤和刁难，不少地方官甚至从粮饷上卡曾国藩的脖子。
对于来自朝廷的压抑，曾国藩集团成员皆怒形于色。曾国荃在给其兄的信中大发牢骚，表示不愿“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彭玉麟则发誓坚决不受朝廷之官职。咸丰十年（1860年），绿营水师杀湘军杨在福部官兵，激起了曾国藩集团的切齿愤怒。曾国藩得报也批曰：“此仇不可不报，若辈欺善怕恶。”赵烈文大骂朝廷纵虎食人。他上书曾国藩说：“当今之世，王纲倾覆，民生几尽，忠臣腐心，义士切齿。”认为朝廷已不堪扶持，因恳请曾“雄略与时转移”，“稍以便宜割断”，乘时以出，自谋善策。那位博通经史、精于帝王之学的湘绮先生王闿运，更是多次以微语劝曾国藩当机立断，取清室天下而代之，并声称，“及今不取，后必噬脐”。当时就连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也有取清室而代之的意图。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也曾劝他自立，以成三足鼎立之势。
面对皇帝的猜忌，朝廷的压抑，地方官吏的挟制，曾国藩自然极为不满，但他绝不赞同其下属提出的脱离清王朝以自立的主张。他所受的正统教育，他的入仕经历及其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决定了他具有双重政治人格。曾国藩出生卑微，家世微薄，以耕读为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名录三甲，被赐同进士出身。此后即开始了官场生涯。他官运亨通，十年七升，连升十级。他“荷皇上破格之恩”，对清王室感恩戴德，急欲报效朝廷。在思想上他深受儒学的浸染，注重君臣名分；在治学上注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义理的宋学，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以图革新当时积弊丛生的政治，为国家效力。这是他政治人格的主导方面。但是从他创建湘军以后，他又成了拔地崛起的新兴利益集团的总代表。这一集团的出现，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清朝既有的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权力体系的相对分裂，导致了清朝政治军事权力的再分配，这就使他与清廷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作为集团的首脑，曾国藩在处理与清廷之间的关系时，就不能完全从个人恩怨出发，必须要考虑集团利益的得失。正是这种政治人格的双重性，使他在处理与清廷之间的矛盾时，既表现出谦卑恭顺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独立不羁的特点。他把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以政治权术与清廷周旋，可谓高超之至。面对咸丰皇帝这位“多疑之主”，他“御驽马登峻阪，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其政治权术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从总体上而言，曾国藩对清廷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
首先，他对咸丰帝的猜忌和朝廷的压抑表现出谦卑恭顺的态度。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湖南藩司徐有壬会同陶恩培揭发其败状，请巡抚劾罢湘军。曾国藩惊恐万状，抢先奏请将自己交吏部治罪，他以为此举可获得朝廷的从宽发落，而咸丰帝却想借机打他一顿杀威棒，乃下旨“交部严加议处”。吏部遵旨议革曾国藩礼部侍郎衔，令其戴罪领兵作战。七月，曾国藩率师北征，连克岳州、武昌、汉阳、田家镇。九月初五，咸丰帝阅曾国藩奏报，心中高兴，即下令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但仅过了七天，咸丰帝便改悔，收回成命，只赏给他兵部侍郎的虚衔，并催令他迅速东下，攻收赣、皖。咸丰帝对曾国藩论功行赏的翻然变计，充分表明了他对曾国藩集团的不信任。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侍郎的陈旧乌纱帽仍然戴在曾国藩头上。尽管他牢骚满腹，但在表面上却谦卑恭顺。曾国藩集团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的相对独立的意志，极大地触动了皇权的利益，因而清廷对曾国藩进行压抑、排挤和打击。曾国藩在屡遭挫折以后，也深刻认识到权力对维护其集团利益的重要性，对朝廷的压抑始终采取退让妥协的办法并非善策，因此他同清廷也展开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手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曰自固门户，以作争权夺利之本。曾国藩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维系集团内部的团结。其主要头目几乎都是同乡、同窗、师生及亲朋故旧，兄弟戚族同任头目的现象也很普遍。而各姓之间又往往以联姻或其他方式建立起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曾国藩集团各首脑头目之间彼此瓜连藤绕，沾亲带故，一人有急，往往倾巢出动，伸手相援，大有生死同之、荣辱与共的气概。集团门户的牢固，使朝廷不敢轻易对其下手，一场场政治风暴最终化险为夷。
二曰抑人扬己，大造收拾局面舍我其谁的舆论。清廷与一般官吏的腐朽无能，为人所共知。曾国藩等人不敢公开攻击朝廷，但对朝廷所重用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予以贬抑，如曾国藩就说胜宝“捭阖疑忌，好凌同列，本难与共事”。胡林翼则公然骂胜宝“满胸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其才实不能统一人”，“胜宝当名败宝”。贬人的目的在于扬己。在自我吹嘘上，曾国藩集团更是不遗余力。如胡林翼吹嘘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曾国藩则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俞樾对曾国藩更是竭力吹捧，说他兼有诸葛亮、陆敬舆、范希文、司马光之长而无其短。舆论造开，自然上闻朝廷。朝中众臣惑于众议，以为曾国藩这帮人“偏裨皆可闻朝廷”，纷纷鼓噪于御前。天长日久，物望形成，遇有要缺，自然应选。即使遭到反对者的攻击，也可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借口，巧妙地搪塞过去。
三曰寸权必争，寸利必夺。曾国藩对“客寄虚悬”的处境极为不满，必欲揽到地方实权而后快。在这方面，曾国藩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策略。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曾国藩以父丧为名，委军奔丧，奏请守制终身。咸丰帝未解其意，不准其奏。曾国藩乃上奏直陈苦衷，声称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明确提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公开向清廷摊牌。咸丰帝这才弄清了他的用心。这时太平天国内讧刚过，力量削弱，咸丰帝认为暂时不要曾国藩亦不足为虑，乃顺水推舟，下谕“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不但不给他督抚之位，还夺了他已有之权。曾国藩画虎不成反类犬，只好坐镇湘乡，遥控局面，并让其部众造言：“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绝不服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调度。曾国藩居家守制一年零四个月，复出之后，吸取教训，自己处于后台，让胡林翼跳到台前为本集团谋取权位。在这方面，胡林翼确实技高一筹。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胡林翼抓住这一时机，大造舆论：“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他又设法利用郭嵩焘等人打通肃顺的关节，终于达到目的。曾国藩掌握两江权柄后，胡林翼曾写信对他说：“大局安危，只看丈是否放手放胆而已……有此一副大本领，而还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不包揽把持，任人作主，则兵不能择，饷不能节，却又必乏财矣。”
曾国藩集团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手段来攫取权力，发展实力，与清廷对抗。清廷虽视曾国藩等人为异己，对其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和防范，但是，当太平军再度对清廷构成威胁时，清廷不仅不敢对曾国藩集团贸然下手，反而不得不让出一部分重要权力，以此为代价，去换取曾国藩集团为镇压太平天国效力。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朝野上下弹冠相庆，而深于历练的曾国藩却在欣喜之余反增焦躁之心。因为这时清廷眼见曾国藩权力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加强了对曾国藩集团的防范措施。一方面，朝廷继续严格限制湘军的粮饷；另一方面，在曾国藩集团内部制造分裂，企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朝廷的所作所为，使双方的既有矛盾骤然升级，达到了破裂的边缘。正当曾国藩犹豫之时，清廷却抢先下手了。同治四年（1865年）春，起居注官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以及恭亲王奕欣。蔡寿祺历数曾国藩等人“破坏纲纪”等八条“罪状”，要朝廷“择其极恶者立予逮问，置之于法”。慈禧太后因担心惩治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人，恐激成剧变，不敢贸然下手，决定惩治与曾国藩沆瀣一气的恭亲王奕欣，以此警告曾国藩。于是奕欣被革去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
恭亲王被参革，在曾国藩集团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物伤其类，他们决定予以反击。由刘容出面，精心炮制了一份对曾国藩大加赞赏的奏折呈递朝廷，指桑骂槐，怒斥蔡寿祺之奏为“诬劾”，并逐条“辩诬”。双方剑拔弩张，形势极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自忖无力向曾国藩集团开刀，曾国藩等人也不敢再纠缠，于是双方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罗尔纲曾指出，19世纪中期，“在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两个阵营斗争里面，湘军隐然成为第三个势力”。曾国藩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曾国荃、彭玉麟、王闿运、赵烈文等人，对清廷确实长有反骨，时存二心。但是，曾国藩本人却没有叛清之意，因此，作为集团的最高领袖，他不得不在清廷与集团之间搞平衡。一方面，向清廷表示让步，采取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另一方面，到了涉及集团根本利益的关键时刻，又毫不迟疑地站在曾国荃、彭玉麟等人的立场上，与清廷进行斗争。
曾国藩的双重政治人格，决定了他既不可能对清王室绝对忠诚，也不可能走上彻底背叛清王室自己称帝的道路。因此当他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时候，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娴熟的政治谋略化险为夷。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氏之心，由此可见。
19世纪中期，新崛起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曾国藩与皇权之间展开了一场波谲云诡的权术之争。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整个南部中国。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清朝的腐朽统治，摧毁了清朝南方的地方政权。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清朝官吏共28名，其中伤毙自杀或革职逮问者便有17名。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清朝的总督巡抚共有38名丢官殒命，武职位在提督以上者共有65名曝尸疆场，可谓摧毁殆尽。
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清朝统治，1853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募练了一支万人劲旅，创建了湘军。此后，这支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不仅成为太平军最凶悍的死敌，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就清王朝本身而言，曾国藩集团的崛起，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重心由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清朝前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政体高度发展，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由内及外的统治网络，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但是到了咸丰、同治时期，以湘军集团的崛起为标志，清朝的权力重心由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从1854年起到1864年止，曾国藩集团先后掌握了安徽、湖北、江西、浙江、四川、陕西、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督抚大权，黄河秦岭以南、四川云南以东的广大南部中国，几乎都在其权力范围之内。曾国藩集团不仅掌握了南部中国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大权，而且将湘军发展成一支拥有12万人的庞大的水陆武装。曾国藩曾得意地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应。”
曾国藩的湘军与清朝的正规武装八旗和绿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八旗自清世祖亲政后，完全由皇帝直接控制。绿营则直辖兵部，通过兵部由皇帝指挥。其将领由兵部遴选，兵守世业，兵非武弁所自招，弁非将帅之亲信，故八旗、绿营的兵权都属于国家而集于中央。与此相比，湘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私属性质。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帅，他在创建湘军之初，就断然改变八旗、绿营之法，制定了一套新的法规制度。依照这些法规制度，湘军的大帅和统领由曾国藩本人亲自挑选；统领之下，是为营官，由统领物色；营为湘军基本单位，全部兵士均由营官亲自在本乡招募。这样一来，兵为营官所私，营官为统领所私，统领、大帅为曾国藩所私，通过这种递相私属的关系，湘军变成为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湘军既然私属于曾国藩，他人自然难以调度指挥。如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军回师武汉，清廷急令曾国藩火速增援湖北清军。曾以水师尚未练成为借口，按兵不动，虽朝廷连下四道上谕，均视之阙如，朝廷也无可奈何。湘军的创建，导致了“兵为将有”局面的产生，在清廷原有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权力结构上冲开了一道缺口。
随着军权的下移，地方的政权与财权也随之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握、控制。根据清制，掌握地方大权的督抚，皆以文官选任，不得以谙习兵法战阵的武官开列。其用意在于文人不知兵，虽授以疆寄，独任方面，也不必深以为忧。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虽本为文人，但却手握重兵，久历战阵，通晓戎机，他们的身份，已由文人变为儒将。因此他们膺任疆寄，就是对清朝定制的突破。而他们一旦大权在握，便大展经纶，开始了对地方政权的包揽把持。
在此情况下，皇权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咸丰皇帝一向自诩“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他对曾国藩等人的一切建议筹划皆“言听计从”。当然咸丰皇帝并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以咸丰帝为代表的皇权与曾国藩集团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之争。曾国藩以老谋深算的策略和权术与朝廷周旋，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极大地壮大了实力。
咸丰初年，曾国藩集团刚刚形成，尽管羽翼未丰，却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相对独立的集团意志，这就触动了清廷敏感的政治神经。咸丰帝即位不久，便流露出对曾国藩集团的无比忧虑。为了抑制其势力的膨胀，清廷对曾国藩集团采取了各种压制措施。
首先，不轻易授予曾国藩集团成员军政实权。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创建湘军，东征西讨，功勋卓著。因此，他遭到了清廷的猜忌。咸丰帝说：“曾国藩一人统领重兵，朕心实深悬系。”还在湘军出师东征时，咸丰帝特诏湖广总督台涌、贵州提督布克镇严密监视曾国藩的行动。
其次，在军事部署上进行压抑。咸丰帝不仅长期不授予曾国藩等人军政实权，还时刻提防他们居功傲上。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咸丰帝的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为此，朝廷把由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部署在攻占天京，获取扫灭太平天国首功的位置，而让湘军去打那些疲于奔命、劳而无功的外围战，致使曾国藩等人时而援浙，时而赴闽，时而入川，客寄虚悬，难以取得大的成功。
再次，限制湘军粮饷。湘军非国家经制之师，其粮饷基本靠自筹，很少靠朝廷接济。然而，就是自筹粮饷，也受到朝廷的多方阻挠。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以军营急需，奏请拨江西漕折银每月5万两，咸丰帝却故意截留不解。由于朝廷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历年欠饷高达4987500两。因为粮饷奇绌，湘军常常窘迫到数月发不出兵士饷银的境地。
此外，地方官吏还秉承朝廷的旨意，从各方面对曾国藩集团进行排挤和刁难，不少地方官甚至从粮饷上卡曾国藩的脖子。
对于来自朝廷的压抑，曾国藩集团成员皆怒形于色。曾国荃在给其兄的信中大发牢骚，表示不愿“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彭玉麟则发誓坚决不受朝廷之官职。咸丰十年（1860年），绿营水师杀湘军杨在福部官兵，激起了曾国藩集团的切齿愤怒。曾国藩得报也批曰：“此仇不可不报，若辈欺善怕恶。”赵烈文大骂朝廷纵虎食人。他上书曾国藩说：“当今之世，王纲倾覆，民生几尽，忠臣腐心，义士切齿。”认为朝廷已不堪扶持，因恳请曾“雄略与时转移”，“稍以便宜割断”，乘时以出，自谋善策。那位博通经史、精于帝王之学的湘绮先生王闿运，更是多次以微语劝曾国藩当机立断，取清室天下而代之，并声称，“及今不取，后必噬脐”。当时就连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也有取清室而代之的意图。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也曾劝他自立，以成三足鼎立之势。
面对皇帝的猜忌，朝廷的压抑，地方官吏的挟制，曾国藩自然极为不满，但他绝不赞同其下属提出的脱离清王朝以自立的主张。他所受的正统教育，他的入仕经历及其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决定了他具有双重政治人格。曾国藩出生卑微，家世微薄，以耕读为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名录三甲，被赐同进士出身。此后即开始了官场生涯。他官运亨通，十年七升，连升十级。他“荷皇上破格之恩”，对清王室感恩戴德，急欲报效朝廷。在思想上他深受儒学的浸染，注重君臣名分；在治学上注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义理的宋学，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以图革新当时积弊丛生的政治，为国家效力。这是他政治人格的主导方面。但是从他创建湘军以后，他又成了拔地崛起的新兴利益集团的总代表。这一集团的出现，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清朝既有的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权力体系的相对分裂，导致了清朝政治军事权力的再分配，这就使他与清廷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作为集团的首脑，曾国藩在处理与清廷之间的关系时，就不能完全从个人恩怨出发，必须要考虑集团利益的得失。正是这种政治人格的双重性，使他在处理与清廷之间的矛盾时，既表现出谦卑恭顺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独立不羁的特点。他把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以政治权术与清廷周旋，可谓高超之至。面对咸丰皇帝这位“多疑之主”，他“御驽马登峻阪，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其政治权术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从总体上而言，曾国藩对清廷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
首先，他对咸丰帝的猜忌和朝廷的压抑表现出谦卑恭顺的态度。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湖南藩司徐有壬会同陶恩培揭发其败状，请巡抚劾罢湘军。曾国藩惊恐万状，抢先奏请将自己交吏部治罪，他以为此举可获得朝廷的从宽发落，而咸丰帝却想借机打他一顿杀威棒，乃下旨“交部严加议处”。吏部遵旨议革曾国藩礼部侍郎衔，令其戴罪领兵作战。七月，曾国藩率师北征，连克岳州、武昌、汉阳、田家镇。九月初五，咸丰帝阅曾国藩奏报，心中高兴，即下令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但仅过了七天，咸丰帝便改悔，收回成命，只赏给他兵部侍郎的虚衔，并催令他迅速东下，攻收赣、皖。咸丰帝对曾国藩论功行赏的翻然变计，充分表明了他对曾国藩集团的不信任。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侍郎的陈旧乌纱帽仍然戴在曾国藩头上。尽管他牢骚满腹，但在表面上却谦卑恭顺。曾国藩集团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的相对独立的意志，极大地触动了皇权的利益，因而清廷对曾国藩进行压抑、排挤和打击。曾国藩在屡遭挫折以后，也深刻认识到权力对维护其集团利益的重要性，对朝廷的压抑始终采取退让妥协的办法并非善策，因此他同清廷也展开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手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曰自固门户，以作争权夺利之本。曾国藩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维系集团内部的团结。其主要头目几乎都是同乡、同窗、师生及亲朋故旧，兄弟戚族同任头目的现象也很普遍。而各姓之间又往往以联姻或其他方式建立起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曾国藩集团各首脑头目之间彼此瓜连藤绕，沾亲带故，一人有急，往往倾巢出动，伸手相援，大有生死同之、荣辱与共的气概。集团门户的牢固，使朝廷不敢轻易对其下手，一场场政治风暴最终化险为夷。
二曰抑人扬己，大造收拾局面舍我其谁的舆论。清廷与一般官吏的腐朽无能，为人所共知。曾国藩等人不敢公开攻击朝廷，但对朝廷所重用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予以贬抑，如曾国藩就说胜宝“捭阖疑忌，好凌同列，本难与共事”。胡林翼则公然骂胜宝“满胸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其才实不能统一人”，“胜宝当名败宝”。贬人的目的在于扬己。在自我吹嘘上，曾国藩集团更是不遗余力。如胡林翼吹嘘曾国藩“有武侯之勋名”，曾国藩则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俞樾对曾国藩更是竭力吹捧，说他兼有诸葛亮、陆敬舆、范希文、司马光之长而无其短。舆论造开，自然上闻朝廷。朝中众臣惑于众议，以为曾国藩这帮人“偏裨皆可闻朝廷”，纷纷鼓噪于御前。天长日久，物望形成，遇有要缺，自然应选。即使遭到反对者的攻击，也可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借口，巧妙地搪塞过去。
三曰寸权必争，寸利必夺。曾国藩对“客寄虚悬”的处境极为不满，必欲揽到地方实权而后快。在这方面，曾国藩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策略。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曾国藩以父丧为名，委军奔丧，奏请守制终身。咸丰帝未解其意，不准其奏。曾国藩乃上奏直陈苦衷，声称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明确提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公开向清廷摊牌。咸丰帝这才弄清了他的用心。这时太平天国内讧刚过，力量削弱，咸丰帝认为暂时不要曾国藩亦不足为虑，乃顺水推舟，下谕“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不但不给他督抚之位，还夺了他已有之权。曾国藩画虎不成反类犬，只好坐镇湘乡，遥控局面，并让其部众造言：“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绝不服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调度。曾国藩居家守制一年零四个月，复出之后，吸取教训，自己处于后台，让胡林翼跳到台前为本集团谋取权位。在这方面，胡林翼确实技高一筹。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胡林翼抓住这一时机，大造舆论：“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他又设法利用郭嵩焘等人打通肃顺的关节，终于达到目的。曾国藩掌握两江权柄后，胡林翼曾写信对他说：“大局安危，只看丈是否放手放胆而已……有此一副大本领，而还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不包揽把持，任人作主，则兵不能择，饷不能节，却又必乏财矣。”
曾国藩集团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手段来攫取权力，发展实力，与清廷对抗。清廷虽视曾国藩等人为异己，对其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和防范，但是，当太平军再度对清廷构成威胁时，清廷不仅不敢对曾国藩集团贸然下手，反而不得不让出一部分重要权力，以此为代价，去换取曾国藩集团为镇压太平天国效力。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朝野上下弹冠相庆，而深于历练的曾国藩却在欣喜之余反增焦躁之心。因为这时清廷眼见曾国藩权力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加强了对曾国藩集团的防范措施。一方面，朝廷继续严格限制湘军的粮饷；另一方面，在曾国藩集团内部制造分裂，企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朝廷的所作所为，使双方的既有矛盾骤然升级，达到了破裂的边缘。正当曾国藩犹豫之时，清廷却抢先下手了。同治四年（1865年）春，起居注官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以及恭亲王奕欣。蔡寿祺历数曾国藩等人“破坏纲纪”等八条“罪状”，要朝廷“择其极恶者立予逮问，置之于法”。慈禧太后因担心惩治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人，恐激成剧变，不敢贸然下手，决定惩治与曾国藩沆瀣一气的恭亲王奕欣，以此警告曾国藩。于是奕欣被革去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
恭亲王被参革，在曾国藩集团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物伤其类，他们决定予以反击。由刘容出面，精心炮制了一份对曾国藩大加赞赏的奏折呈递朝廷，指桑骂槐，怒斥蔡寿祺之奏为“诬劾”，并逐条“辩诬”。双方剑拔弩张，形势极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自忖无力向曾国藩集团开刀，曾国藩等人也不敢再纠缠，于是双方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罗尔纲曾指出，19世纪中期，“在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两个阵营斗争里面，湘军隐然成为第三个势力”。曾国藩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曾国荃、彭玉麟、王闿运、赵烈文等人，对清廷确实长有反骨，时存二心。但是，曾国藩本人却没有叛清之意，因此，作为集团的最高领袖，他不得不在清廷与集团之间搞平衡。一方面，向清廷表示让步，采取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另一方面，到了涉及集团根本利益的关键时刻，又毫不迟疑地站在曾国荃、彭玉麟等人的立场上，与清廷进行斗争。
曾国藩的双重政治人格，决定了他既不可能对清王室绝对忠诚，也不可能走上彻底背叛清王室自己称帝的道路。因此当他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时候，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娴熟的政治谋略化险为夷。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氏之心，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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