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为什么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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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华电缆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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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方面取得很大进展。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是不是应该退役,下课了呢?一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它最早出自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政治经济学诚然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它是研究涉及国家和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学说,并不是政治加经济的意思,更与极左的突出政治无关。所以政治经济学也可称经济学,但不必讳言甚至废弃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马克思生在德国,在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完成了《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著作,从而在批判地继承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副标题和该著的前身都叫“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地域上说也是一门西方经济学,一门西方的无产阶级经济学。不过它后来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传播、发展,并取得全国的指导地位。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则是指古典的、庸俗的、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不同流派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重要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运用和体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著作。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撰写的,由恩格斯编篡完成的巨著《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总结,系统、严密、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经济学发展至今最伟大的理论著作、最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离开“老祖宗”,不能不学习《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连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都不清楚,还谈什么创新和发展。由于《资本论》这部巨著博大、精深,很多人包括理论家和领导人在它面前望而却步,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不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选读一些马克思著作和严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来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可行和有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高度概括的、综合性的理论经济学,它是研究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要求他直接回答一切具体经济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如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一样,政治经济学是所有经济学科的基础学科。除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还有各类分枝,有部门经济学、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方面的应用经济学、计算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政治经济学和这些经济学科是基础和分枝的关系,它们又各自担负着不同的使命。拿经济统计学来说,它的目的是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规律,它要研究的是如何提供科学的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式。这当然是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也不必要解决的任务。但是经济统计学离不开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指导。经济成分的统计分析,离不开所有制理论;对商品价格的统计分析,也离不开价值规律的理论,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有人因浮躁之风和从实用出法,急功近利,当然觉得政治经济学无用,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自然科学领域不是也存在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吗?理论要结合实际,基础理论要为实用科学服务并不是要轻视理论、不要基础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切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是一切经济学科的基础。但是,它不可能直接回答应用经济学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也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随手找到回答今天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在19世纪,《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当时社会主义制度远未产生,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与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相差甚远。现在要求马克思的著作回答今天市场经济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灵,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由于历史条件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实际。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也不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就有现成的答案。这正是要我们用马克思的观点去着力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俄国、中国等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也走了不少弯路,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有些理论和观点,虽然为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有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负面效应。今天,我们应该努力澄清、正本清源。不过,这些问题是学生没有学习好、理解好,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产生的,怎么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创始人,甚至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二西方经济学在当前我国是否已经成为、是否应该成为主流经济学,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广为引进和传播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呢?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是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过去对西方经济学说也进行过介绍和研究。不过主要是为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围绕马克思所引用和批判的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进行的。所以当时大学经济系开设的课程叫“经济学说史”。介绍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不存在吸收和借鉴的意思。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则很少过问。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引进东欧经济改革理论之后,当代西方经济学随之更快地被引进和传播。长期封闭的国门打开以后,大量人员的交流,留学生的派遣,外国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外国企业和外国管理模式的引进,为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传播创造了条件。首先,为了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必须学习和掌握西方当代的经济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学说指导下进行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流派林立,众说纷纭。资本主义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说和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各有不同。而且西方经济学其实是各种理论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实用经济学的总称。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介绍,显得量大面宽,也是可以理解的。其次,为了学习借鉴西方国家长期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方法,需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学习引用的是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方法(如综合平衡法、经济核算体系)。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它们已经不再适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形成了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系统的经验,实行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正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总结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和一系列具体的方法和模式。这些对我们缺乏市场经济经验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有的则是实用有效的。在和西方国家经济交往和开展国际竞争当中,更是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不过,在借鉴、引用西方经济学说和管理模式的时候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它们进行科学的评估、鉴别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因为西方当代经济学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的,各派学说本身既有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共同性,又有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方面。它们既包含了正确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偏颇。要拿西方经济学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评估和鉴别,更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来借鉴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推崇和奉行的经济学说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实行的市场经济也有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等的区别。新古典综合派也好,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也好,他们的观点既有共同点,又各有差异,在经济舞台上是你唱罢来我登场。发达的西方国家、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拉丁美洲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政策趋向也各有不同。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怎么能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成做法,不加鉴别的崇尚西方经济学呢?为了正确评估和鉴别西方经济学,就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它是评估鉴别各种经济学说的科学天秤。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也应了解西方经济学,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更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有些基本观点是共同的,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我们不应该吸收。一个观点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经济人的一切经济活动是由此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利益。不过人的“本性”、人的利益是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发展的。为什么奴隶主、封建主用极其残酷的剥削手段来实现他的个人利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用平等交换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资本家要在劳动力等价交换的形式下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呢?而且,个人利益不能离开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目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商品生产者为获得个人利益,光靠坑蒙捌骗、假冒伪劣终究是不行的,还要靠优质商品、优质服务。就是说为了“人人为我”,还得“我为人人”。至于为了社会的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志士仁人和英雄人物,既是道德精神高尚的表现,也是有客观社会的基础的,他们更无法用“人都是自私的”来解释。另一个观点是主张“私有化”,反对公有制。马克思“剥夺剥夺者”,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实现形式和历史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实践。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过私有变国有的实践,虽然国家性质不同,国有化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股份制的出现虽未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但也说明私人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必须实行这种“扬弃”。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病并不能作为取消公有制的证明。其实私有企业的弊病也可以罗列一大堆。社会主义公有制将在改革中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在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应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搞得好的国有企业也不乏实例。不过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不是说些老话套话就能服人的,还须作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论述。另一个问题是否定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透过市场现象把握了事物的实质,被现象迷惑就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通病,根子是要否认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承认按要素分配,决不是承认要素价值论。他们所讲的“价值”,有的其实是“价格”,什么“价值工程”、“土地价值”,都是讲的价格,认清这层,西方经济学进一步推导出的公式、定律,有的还是可用的。评估鉴别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清哪些是我们可以直接采用的,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是不能采用的。要从西方经济学的大师斯密、李嘉图、凯恩斯那里搬用现成的公式来解决今天的具体问题也是要碰壁的。要是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公式定律生搬硬套到当前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也会“水土不服”。一位教授在谈及有关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这个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时说:“都说0.4是贫富差别的警戒线”,“其实这是西方经济学者根据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统计和总结出来的,在中国很可能更高或更低”。不结合中国实际,即使在国外是合理可行的,拿到中国来也会行不通。对待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给我们树立了辉煌的榜样。他在浩繁的经济学手稿、三大卷《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对他以前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刻、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今天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尤其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途。在历史新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引我们拨乱反正,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从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定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无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这些年来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形式,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等问题的探讨,无不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至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课题又怎么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展和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和创新的成就。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但不能退役,而且任重道远。首先,要准确掌握、正确诠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要澄清对它的误解和歪曲,准确分清它们的原意和后人的附加。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今天有用的科学预见。拿市场经济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作了详尽的解剖,也对细胞组成的整个机体作了深入的分析。《资本论》就是一本市场经济的百科全书,对今天的指导意义是无可限量的。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确实有过不再存在商品、货币的设想。但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交换关系的形式上也为后人留下了空间。在《评阿61瓦格纳的》一文中说:“商品的‘价值’,只是以历史上发展的形式表现出那种在其他一切历史社会形式内也存在的、虽然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性。”《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中还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我们应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其次,运用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估和鉴别,前面已经说过。历史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回答新现象、新问题,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总结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另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理论。在探索过程中,有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教科书,有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有大跃进年代的编书组,文革时期的写作班子,后来又有南方、北方等教科书。今天又有建设研究工程的编书组,人们寄于很大期望。马克思的《资本论》放在面前,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实在太难了。
锡林郭勒王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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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存在了200多年,但人们对它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可谓“学派林立,相互混战”。究其原因,是学界没有把“价值”这个基本概念搞清楚。哲学的价值与经济学的价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经济学的价值是用货币度量的,货币是价值的尺度。哲学的价值是主观评价,与货币无关。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把经济学的价值与哲学的价值混为一谈,牵强附会,自欺欺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歧途。
实际上,劳动与产值(产量)存在必然联系,投入的劳动越多,创造的产值就越多;劳动与价值(价格)不存在必然联系,投入的劳动越多,产品的价值不一定越高。劳动、效用、边际与价值存在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即没有规律可言。比如,雨量与粮食产量存在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够总结出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系式。所以,我们必须澄清劳动、效用、边际与价值的关系,正本清源。
劳动决定产品的产值,不能决定产品的价值。产品的价值是由成本决定的,成本是由五种生产要素(劳动、技术、资源、资本、制度)价值组成,这五种生产要素价值共同决定产品的价值,劳动价值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王氏政治经济学》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重新定义,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创立了“社会产能理论”,为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发现了“价值恒等定律”,即生产要素价值恒等于产品价值,从根本上解决了价格形成和变动的逻辑性问题。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因果分析,揭示了政治经济活动的本质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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