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教序》包括唐太宗为玄奘法师翻译的佛经而作的序文、太子李治作的序文以及玄奘写的谢表及心经。唐玄奘自从奉旨前往印度领取佛经,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万水千山,终于到达印度取得了真经。玄奘法师睿智绝顶,亲自翻译了大批的经书,李世民对此大加赞赏,并且大力推行佛教,《圣教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为玄奘的佛经译文写的序。
唐太宗在看到玄奘这么有才华,而且不怕路途遥远,取回了真经,又精通梵文,将印度经书翻译的通俗易懂,让人们看到很好的印度经书,不禁大加赞叹,对佛教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佛教越来越着迷。玄奘向他恳求为经书作序时,李世民欣然答允,这就是《圣教序》。由此可见唐朝李世民对佛教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圣教序》最早由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称为《雁塔圣教序》,后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称《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王羲之是东晋时期书法家,被称为“书圣",在真、行、草三体成就极高,王羲之的书法技艺十分高超,如行云流水,笔法苍劲有力。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奉若珍品,在修《晋史》的时候,亲自为王羲之立传。
《圣教序》后来历经二十五年,用王羲之的真迹拼字雕刻而成,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为后人临摹王羲之的真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这是书法史上至为关键的一笔,正是他对王羲之的这种偏爱,才使王羲之的行书成为了后世的典范。
唐太宗对此事亦高度重视,在序文的最后,他写到“恐秽翰墨于金简,标凡砾于珠林”,还请有关大臣、文字高手为其润色。
唐太宗下诏广收王羲之墨迹也很是感人,贞观十三年共收得“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可见太宗对羲之的崇拜之情已到了痴迷的程度。
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痴迷,这其中有个人的喜好当然也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唐长孺先生在《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对此总结到:整个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呈现出了南北化的倾向,隋唐间南北文化的重新统一,南方文化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树立王羲之为时代书法典范也是顺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
王羲之在魏晋时期已然声名显赫,其创立的今体开启了行书发展的新里程。在唐代随着李世民的极力支持,更奠定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不可撼动的“书圣”地位。由于真迹甚少且难得一见,一时之间“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拓本已然使达官贵人趋之若鹜。而《圣教序》的出现开创了集字刻碑的先河,更全面地保存了王字的原貌,使王羲之书法能够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