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宗明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作品结尾时又再一次强调：“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一部《三国演义》，一定意义上作者所要表达的，正是“分合说”这八个字。
《三国演义》中的“所谓天下大势”，就是指国家政治递嬗的运动趋向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说明这一思想，作者不仅举出了大量史实为证：“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而且通过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的种种斗争，形象地揭示了分争带来的社会灾难，展现了三国归晋、天下一统的又一次“分久必合”的社会政治轨迹。
“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既是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基本总结，又是作者结构这部宏篇巨制的理论框架，它不仅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而且体现在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中。因此，有人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应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回答题主的“分合说”话题，给予其正确评价，也是很有意义的。
诚然，“分合说”主要是从国家政权形式的变迁去探讨社会政治运动轨迹和历史发展规律，而对于社会制度的看法，基本上信守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表现为一种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说它有历史循环论倾向也未尝不可。这种思维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又周而复始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培育与熏陶，同时也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和周期性的政治震荡的实际经验相联系。然而，仅仅看到《三国演义》思维的封闭性是不够的，“分合说”的具体内容也不尽是保守的。当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就会发现，“分合说”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政治的深刻认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进步思想。
《三国演义》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始，首先探讨了造成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汉末三分，“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因为桓、灵二帝政治腐败，“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后张让、赵忠、封諝、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显然，汉末的社会动乱与分裂并非是“合久”的缘故，而是封建统治者废贤失政所引起，不是历史的循环，而是人们自己的“创造”。这样，“合久必分”的真实涵义就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由天命安排的盛衰之理，而是由人事所决定的政治运动规律。所谓“合久必分”，应当理解为社会在长期安定的环境中，统治者容易堕落腐化、不思进取，从而带来社会政治的腐败，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乱与国家分裂。这是《三国演义》的实际描写，所给予读者的鲜明印象和基本结论。
探讨“合久必分”的社会原因，仅仅是作品构思的起点，《三国演义》所集中描写的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而这些斗争均指向一个目标——“分久必合”。因此作品在结束时这样总结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这里所说的“天下大势”与开篇所说的“天下大势”是有显著区别的。开篇所说的“天下大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落脚点在“合久 必分”；这里所说的“天下大势”是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落脚点在 “分久必合”。如果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对汉末社会动乱原因的分析，那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则是对三国时期近百年历史的总结，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一种概括。
当桓、灵二帝朝政腐败造成国家动乱以至分裂之后，那些乱世英雄们纷纷拥兵自重，怀横扫六合之心，立平定四海之志，“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孙坚私藏传国玉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孙权事实上已南面称孤道寡，他们都做着统一天下的美梦。尽管作者对于到底该由谁来统一天下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但从未反对过任何谋求国家统一的行动。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钟会、邓艾的袭蜀，杜预、王浚的伐吴等等，都受到作者的肯定性描写。即使对于“奸雄”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等统一北方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作者也是予以赞扬的。至于描写曹操在赤壁之战惨败，也无否定他南征的意思，而是批评和嘲笑他的骄横和轻敌。尽管汉末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但作者并不赞成这种分裂。“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品结束时的这最后两句诗充分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作品的感情基调。
作者笔下的曹操、刘备、孙权都是统一论者，而非分裂论者。
曹操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为己任，在破荆州、下江陵、进逼东吴的长江战船上，他这样表白过自己的理想：“吾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
刘备更是一直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招贤纳士，发展力量，谋求统一大业。诸葛亮隆中对策虽指明天下三分的发展趋势，但立足点不在三分而在一统。他说：“将军即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至于孙权，尽管力不从心，却也从未以划江自守为满足。赤壁战之后，孙权更加器重鲁肃，一次劳军时，孙权听说鲁肃来到，便下马立等，后又并辔而行，以此显耀鲁肃，鲁肃却说：“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名书竹帛，始为显矣。”孙权听了“抚掌大笑”，因为鲁肃道出了他心中的隐秘。
《三国演义》歌颂这些谋求统一的英雄，而对于“守户之犬”刘璋，“虚名无实”的刘表，“冢中枯骨”的袁术，“干大事而惜身， 见小利而亡命”的袁绍等，作者则给予了有力的嘲讽，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们没有统一天下的大志。《三国演义》不仅赞成统一，反对分裂，而且主张由仁德者来完成国家的统一。作品细致地描写刘备集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形象地说明了施行仁政、争取民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三国归晋同样说明了仁政对于暴政的胜利。蜀国灭亡，是因为“后主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于是贤人渐退，小人日进”。吴国灭亡，是因为“吴国孙皓，不修德政，酷溺酒色，又奢侈无度，公私匮乏”。而晋帝司马炎却能任贤授能，礼贤下士，其礼待羊祜即是典型例证。由此可见，“分久必合”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循环，而是仁政战胜暴政的必然结果，是对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改善和重组，是对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进步思想的肯定与颂扬。
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能够概括封建社会政治变迁和政权递嬗的现象，尤其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强调统治者的社会政治责任，批判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无疑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然而，“分合说”主要还是从现象上、形式上看问题，其基本思想倾向是将政治问题道德化、伦理化，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政治的内涵，不从社会制度方面去认识国家政权的递嬗，而不适当地强调少数统治者的政治作用，就很难获得对社会政治运动轨迹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找到社会所以分合的根本原因，也就难以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正因为如此，人们批评“分合说”有历史循环论倾向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