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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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群
下决心戒烟已经将近十天，由最初的抓耳挠腮，到现在的偶尔不适，宣告着我的戒烟行动初见成效。几天来，每当烟瘾发作时，我就会有意识地回忆自己吸烟时的一些囧事，以此提醒自己，坚定戒烟的决心。这一招果然见效，近两日，不适感越来越弱，一段段回忆却越来越清晰，不由得有了动笔的冲动。
回顾我吸烟的经历，既有青春期的好奇与逆反；又有从众心理在作怪；还有对孤独寂寞的排遣。正是这样一步一步，我的烟瘾越来越大，因为吸烟还引发了许多囧事，每每想起，便会耳热腮红。
第一次吸烟是在初中即将毕业时，时间大概在1986年6月，由于我报考的中等师范学校是提前招录的，故此，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没有参加中考，便提前毕业了。中考前夕，我来到学校找班里的同学玩，几个小伙伴来到学校外面，不知是谁拿出一盒烟，也让给我一支，出于好胜心与好奇心，我坦然地接过来。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的吸烟史。 师范三年，我正值十六、七岁，乍一离家，仿佛脱缰野马，抽烟便成为“放荡不羁、行为逆反”的标志。三年中，我因为吸烟共有四次“被抓”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师范一年级时，元旦前夕的一个晚上，我偷偷躲在二楼男厕所门前吸烟，烟头的微光穿过黑暗，传的很远，恰巧被巡视的徐葆华校长发现。
“那时谁在抽烟呀？”徐校长在楼道的另一边喊道。
吓得我掐灭了烟，顺楼道就跑，好在徐校长没有追来，我算是“躲过一劫”。
如果说第一次还算“幸运”，后三次就完全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了。
师范生活的第二年，学校先后有体育班、普师班、高师班的学生入校，校园里嘎小子多起来了，像我这样为“吸烟而吸烟”的“烟民”也就多起来了。于是乎，我们也就越来越明目张胆，把每个男生宿舍都搞得“乌烟瘴气”。宿舍管理员祖老师每天都要来男生宿舍检查，我们便与祖老师“斗智斗勇”。然而，“姜还是老的辣”，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被祖老师抓过现行。我先后三次“被抓”，而且每一次都“人赃俱获”。
第三次“被抓”后，祖老师责问我：“你这是第几次被我发现了？”
“第三次”。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第三次被我抓到，就不觉得脸红吗？”
祖老师的严厉，刺痛了我肤浅的自尊，便故意气他说：“第一次被您发现，我的脸通红；第二次被您发现，我的脸微红；现在是第三次被您发现，我的脸也就不红了。”
祖老师被气得脸色铁青，我换回的则是疾风暴雨般的批评……
如今想起来，我那时真是不懂事，太对不起祖老师了。当然，祖老师也不会真和我们这群“小屁孩”置气，否则就凭我顶撞祖老师的那番话，给我个处分都不为过。
师范毕业，分配到北辰区张湾小学教书，最初的几年，我没有再吸烟。后来，几个年轻人经常在一起，禁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劝烟”，我又开始抽烟。
1993年，我正在参加全国高等自学考试，其中有一科是《基础写作》，在构思的过程中，我习惯性地掏出一支烟，监考老师迅速走到我跟前，小声提醒我说：“考场不许抽烟。”我下意识地答道：“谁说我要抽，我只是闻闻，考场没有规定不许闻烟吧。”
面对我的强词夺理，监考老师没有说什么，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若无其事地将香烟放到鼻孔前嗅着，仿佛一个“胜利者”。其实我哪里是什么胜利者，这种行为的背后，折射出一个粗鄙的灵魂。
记得在1995年上半年，是一个周二的下午，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在学校体育组“喷云吐雾”，屋子里一会就布满刺鼻的烟草味。学校德育处的王学玲主任恰巧来到体育组，立刻被满屋的浓烟呛了出去，她站在门口，批评我们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这还叫办公室吗？”
“这不正商量着准备戒烟吗。”我半开玩笑地说。
“我才不信呢。”王主任不屑地说，“你们要是能把烟戒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反击道：“您要是这么说，我从现在开始就戒烟，我还就不信我戒不了。”
从那开始，我真的戒烟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抽。但是后来，禁不住诱惑，我又开始断断续续地抽烟。有时，同事也会嘲讽我：“你不是发誓戒烟了吗？”我便会红着脸狡辩道：“誓言有两个作用，第一，誓言是用来遵守的，第二，誓言是用来违背的。如果你遵守了誓言，那么你只完成了誓言的一半使命；如果你违背了，那么你至少也完成了一半使命。因此，不论如何选择，你只能完成誓言的一半使命，所以，我就选择违背了。”
后来，我被调到区教科室工作。由于不再接触学生，又长期伏案写作，我的烟比以前更勤了。2012年《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颁布以后，烟民越来越成为“人民公敌”。我虽减少了抽烟的频次，但是仍没有戒烟的打算。尤其是在写各种材料的时候，更离不开烟。单位的秦老师总是笑着对我说，每次走到你办公室附近，只要闻到刺鼻的烟味就知道你在写东西呢。
一个单位的同事，有时还可以熟不讲理，但是让其他学校的老师反感，就说不过去了。
前不久，有个年轻老师找我修改课题申请书。由于刚刚写完一份材料，屋里烟味很重，一进门，这位年轻老师便看紧锁眉头，我笑着说：“我这屋有烟味，要不咱们换一间办公室。”
“没事。”小老师勉强笑了笑说。
这位年轻教师离开后，我感到很惭愧，觉得自己既丢了教科室的脸，也丢了一个老教师的脸。
最不能忍受的是在饭店吃饭。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是《控烟条例》明文规定的，但是我们这些烟民却肆无忌惮，酒过三巡，整个房间烟雾缭绕，服务员上菜时，不得不皱着眉头、屏住呼吸。每次朋友聚会之后，我都会浑身烟味刺鼻、酒气熏天，清醒时，自己都讨厌自己。不让身边的人吸二手烟是对于别人最起码的尊重，想想那些和我一同聚会的不吸烟人士，顿觉无比惭愧。
上个月，偶读《冯玉祥传》，我发现这个“大头兵”出身的冯将军很有意思。讲究卫生、反对陋习，是这个“老粗”将军一直追求的。他单独使用的厕所非常干净，每到“卫生日”，便与士兵一同扫大街。在他的统治区域，强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他被称为“倒戈将军”：在北洋军做小营长时，他策动过革命；做了旅长，他靠拢激进的吴佩孚；当曹锟贿选，吴佩孚也落伍时，他投靠孙中山，把小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奉系和直系都在“讨赤”，他居然投身北伐；临死之前，又反蒋，接近中共。虽然数次“倒戈”，但他总是力求跟时代潮流同步，尽量向他所认为的文明方向靠拢。很多人说他“见风使舵”，我却觉得他是“不断自我否定”。
受冯将军的启发，我这个升斗小民再次鼓足勇气戒烟。因为，这也是在向文明方向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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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决心戒烟已经将近十天，由最初的抓耳挠腮，到现在的偶尔不适，宣告着我的戒烟行动初见成效。几天来，每当烟瘾发作时，我就会有意识地回忆自己吸烟时的一些囧事，以此提醒自己，坚定戒烟的决心。这一招果然见效，近两日，不适感越来越弱，一段段回忆却越来越清晰，不由得有了动笔的冲动。
回顾我吸烟的经历，既有青春期的好奇与逆反；又有从众心理在作怪；还有对孤独寂寞的排遣。正是这样一步一步，我的烟瘾越来越大，因为吸烟还引发了许多囧事，每每想起，便会耳热腮红。
第一次吸烟是在初中即将毕业时，时间大概在1986年6月，由于我报考的中等师范学校是提前招录的，故此，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没有参加中考，便提前毕业了。中考前夕，我来到学校找班里的同学玩，几个小伙伴来到学校外面，不知是谁拿出一盒烟，也让给我一支，出于好胜心与好奇心，我坦然地接过来。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的吸烟史。 师范三年，我正值十六、七岁，乍一离家，仿佛脱缰野马，抽烟便成为“放荡不羁、行为逆反”的标志。三年中，我因为吸烟共有四次“被抓”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师范一年级时，元旦前夕的一个晚上，我偷偷躲在二楼男厕所门前吸烟，烟头的微光穿过黑暗，传的很远，恰巧被巡视的徐葆华校长发现。
“那时谁在抽烟呀？”徐校长在楼道的另一边喊道。
吓得我掐灭了烟，顺楼道就跑，好在徐校长没有追来，我算是“躲过一劫”。
如果说第一次还算“幸运”，后三次就完全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了。
师范生活的第二年，学校先后有体育班、普师班、高师班的学生入校，校园里嘎小子多起来了，像我这样为“吸烟而吸烟”的“烟民”也就多起来了。于是乎，我们也就越来越明目张胆，把每个男生宿舍都搞得“乌烟瘴气”。宿舍管理员祖老师每天都要来男生宿舍检查，我们便与祖老师“斗智斗勇”。然而，“姜还是老的辣”，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被祖老师抓过现行。我先后三次“被抓”，而且每一次都“人赃俱获”。
第三次“被抓”后，祖老师责问我：“你这是第几次被我发现了？”
“第三次”。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第三次被我抓到，就不觉得脸红吗？”
祖老师的严厉，刺痛了我肤浅的自尊，便故意气他说：“第一次被您发现，我的脸通红；第二次被您发现，我的脸微红；现在是第三次被您发现，我的脸也就不红了。”
祖老师被气得脸色铁青，我换回的则是疾风暴雨般的批评……
如今想起来，我那时真是不懂事，太对不起祖老师了。当然，祖老师也不会真和我们这群“小屁孩”置气，否则就凭我顶撞祖老师的那番话，给我个处分都不为过。
师范毕业，分配到北辰区张湾小学教书，最初的几年，我没有再吸烟。后来，几个年轻人经常在一起，禁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劝烟”，我又开始抽烟。
1993年，我正在参加全国高等自学考试，其中有一科是《基础写作》，在构思的过程中，我习惯性地掏出一支烟，监考老师迅速走到我跟前，小声提醒我说：“考场不许抽烟。”我下意识地答道：“谁说我要抽，我只是闻闻，考场没有规定不许闻烟吧。”
面对我的强词夺理，监考老师没有说什么，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若无其事地将香烟放到鼻孔前嗅着，仿佛一个“胜利者”。其实我哪里是什么胜利者，这种行为的背后，折射出一个粗鄙的灵魂。
记得在1995年上半年，是一个周二的下午，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在学校体育组“喷云吐雾”，屋子里一会就布满刺鼻的烟草味。学校德育处的王学玲主任恰巧来到体育组，立刻被满屋的浓烟呛了出去，她站在门口，批评我们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这还叫办公室吗？”
“这不正商量着准备戒烟吗。”我半开玩笑地说。
“我才不信呢。”王主任不屑地说，“你们要是能把烟戒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反击道：“您要是这么说，我从现在开始就戒烟，我还就不信我戒不了。”
从那开始，我真的戒烟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抽。但是后来，禁不住诱惑，我又开始断断续续地抽烟。有时，同事也会嘲讽我：“你不是发誓戒烟了吗？”我便会红着脸狡辩道：“誓言有两个作用，第一，誓言是用来遵守的，第二，誓言是用来违背的。如果你遵守了誓言，那么你只完成了誓言的一半使命；如果你违背了，那么你至少也完成了一半使命。因此，不论如何选择，你只能完成誓言的一半使命，所以，我就选择违背了。”
后来，我被调到区教科室工作。由于不再接触学生，又长期伏案写作，我的烟比以前更勤了。2012年《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颁布以后，烟民越来越成为“人民公敌”。我虽减少了抽烟的频次，但是仍没有戒烟的打算。尤其是在写各种材料的时候，更离不开烟。单位的秦老师总是笑着对我说，每次走到你办公室附近，只要闻到刺鼻的烟味就知道你在写东西呢。
一个单位的同事，有时还可以熟不讲理，但是让其他学校的老师反感，就说不过去了。
前不久，有个年轻老师找我修改课题申请书。由于刚刚写完一份材料，屋里烟味很重，一进门，这位年轻老师便看紧锁眉头，我笑着说：“我这屋有烟味，要不咱们换一间办公室。”
“没事。”小老师勉强笑了笑说。
这位年轻教师离开后，我感到很惭愧，觉得自己既丢了教科室的脸，也丢了一个老教师的脸。
最不能忍受的是在饭店吃饭。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是《控烟条例》明文规定的，但是我们这些烟民却肆无忌惮，酒过三巡，整个房间烟雾缭绕，服务员上菜时，不得不皱着眉头、屏住呼吸。每次朋友聚会之后，我都会浑身烟味刺鼻、酒气熏天，清醒时，自己都讨厌自己。不让身边的人吸二手烟是对于别人最起码的尊重，想想那些和我一同聚会的不吸烟人士，顿觉无比惭愧。
上个月，偶读《冯玉祥传》，我发现这个“大头兵”出身的冯将军很有意思。讲究卫生、反对陋习，是这个“老粗”将军一直追求的。他单独使用的厕所非常干净，每到“卫生日”，便与士兵一同扫大街。在他的统治区域，强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他被称为“倒戈将军”：在北洋军做小营长时，他策动过革命；做了旅长，他靠拢激进的吴佩孚；当曹锟贿选，吴佩孚也落伍时，他投靠孙中山，把小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奉系和直系都在“讨赤”，他居然投身北伐；临死之前，又反蒋，接近中共。虽然数次“倒戈”，但他总是力求跟时代潮流同步，尽量向他所认为的文明方向靠拢。很多人说他“见风使舵”，我却觉得他是“不断自我否定”。
受冯将军的启发，我这个升斗小民再次鼓足勇气戒烟。因为，这也是在向文明方向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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