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寡人之于国也》中看孟子的论说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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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周游列国,劝说诸侯行“王道”,弃“霸道”,欲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核腊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付诸实践,这就不得不讲求一点劝说技巧。
下面我们从《寡人之于国也》中,我们来略窥一二。
一、“请君入瓮”法。
当梁惠王在给孟子诉说自己的苦恼时,孟子如果直接说梁惠王你做错了,你对百姓不讲一点仁爱,百姓怎么可能到你的国家来。我想梁惠王会直接把孟子赶走,岂能容孟子这样批评自己。孟子知道这个道理,明知梁惠王的“尽心”只不过是一点“小恩小惠”罢了,但如何让梁惠王自己认识到?这就得一点技巧。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则天皇后天授二年》中讲到了一个“请君入瓮”的故事,原文这样记载: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绩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衡携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 。
孟子没有直接否定,更没有直接回答。他以梁惠王喜欢的事——“好战”入手,且说“请以战喻”,梁惠王一听咐氏伏要用打仗来给他分析,虽然文中没有写到梁惠王是如何回应的,但我想他应该很愿意听。只要梁惠王愿意听,那孟子的这一招就对了。孟子编的这个故事很妙,巧妙地把“移民移粟”的梁惠王比喻为“五十步而后止”的这个人,让梁惠王来回答“以五十步笑百步”这个问题,这就如来俊臣问周兴的“当为何法?”,这个问题如果对方知道用意,不答那孟子估计无计可施,但偏偏梁惠王没想到孟子讲这个故事的寓意,回答了,就如周兴还兴高采烈地给来俊臣出主意,梁惠王的回答正中孟子的圈套,孟子“请君入瓮”之法很成功,虽没让梁惠王入瓮,但梁惠王此时已然明白孟子的用意。
二、“循序渐进”法
孟子讲王道,要诸侯对百姓有仁爱之心,那必须要弃“霸道”,但又不能直接了当地说你应该抛弃“霸道”思想,他循序渐进,慢慢铺垫,同时环环相扣来阐述他的王道。我们倒着来看他的论说:讲要实行王道最先应让百姓能“生养死葬无憾”,百姓怎样才能“生养死葬无憾”,那就应该让百姓“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百姓如何能有不可胜食的谷与鱼鳖和不可胜用的材木,那就应该让百姓“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百姓为何会违农时?用数罟去捕鱼?不以时入山林?老百姓从自然中获得食物,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但为什么不尊重自然规律,这是因为他们不得已啊,王好战,哪能容得他们到了秋冬时节才去砍柴?所以孟子阐述的王道之始直抵造成这一切的最根源的问题,即“王好战”——梁惠王的“霸道”思想。
孟子在阐述他的“王道”主张时,应该是一直看着梁惠王的脸色,当慢慢梁惠王能被触动有所反思时,他又指出了梁惠王最致命的一点,即“罪岁不罪己”,同样他又打了一个比方,但这个比方没有一开始的“五十步笑百步”那样含蓄,因为梁惠王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听讲可以“为王”的事呢,所以不用过于含蓄,但仍然不能直截了当,万一说不好,结果可能是性命就没了,有了前面的铺垫,他最后终于说出了“王无罪岁”,让一国之君正视自己的问题。
在那样一个时代,谁有这胆量敢直接说国君有错?孟子敢,因为他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也!”,但他不鲁莽,这样的论说技巧难道不也是一种“浩然之气”么
下面我们从《寡人之于国也》中,我们来略窥一二。
一、“请君入瓮”法。
当梁惠王在给孟子诉说自己的苦恼时,孟子如果直接说梁惠王你做错了,你对百姓不讲一点仁爱,百姓怎么可能到你的国家来。我想梁惠王会直接把孟子赶走,岂能容孟子这样批评自己。孟子知道这个道理,明知梁惠王的“尽心”只不过是一点“小恩小惠”罢了,但如何让梁惠王自己认识到?这就得一点技巧。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则天皇后天授二年》中讲到了一个“请君入瓮”的故事,原文这样记载: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绩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衡携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 。
孟子没有直接否定,更没有直接回答。他以梁惠王喜欢的事——“好战”入手,且说“请以战喻”,梁惠王一听咐氏伏要用打仗来给他分析,虽然文中没有写到梁惠王是如何回应的,但我想他应该很愿意听。只要梁惠王愿意听,那孟子的这一招就对了。孟子编的这个故事很妙,巧妙地把“移民移粟”的梁惠王比喻为“五十步而后止”的这个人,让梁惠王来回答“以五十步笑百步”这个问题,这就如来俊臣问周兴的“当为何法?”,这个问题如果对方知道用意,不答那孟子估计无计可施,但偏偏梁惠王没想到孟子讲这个故事的寓意,回答了,就如周兴还兴高采烈地给来俊臣出主意,梁惠王的回答正中孟子的圈套,孟子“请君入瓮”之法很成功,虽没让梁惠王入瓮,但梁惠王此时已然明白孟子的用意。
二、“循序渐进”法
孟子讲王道,要诸侯对百姓有仁爱之心,那必须要弃“霸道”,但又不能直接了当地说你应该抛弃“霸道”思想,他循序渐进,慢慢铺垫,同时环环相扣来阐述他的王道。我们倒着来看他的论说:讲要实行王道最先应让百姓能“生养死葬无憾”,百姓怎样才能“生养死葬无憾”,那就应该让百姓“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百姓如何能有不可胜食的谷与鱼鳖和不可胜用的材木,那就应该让百姓“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百姓为何会违农时?用数罟去捕鱼?不以时入山林?老百姓从自然中获得食物,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但为什么不尊重自然规律,这是因为他们不得已啊,王好战,哪能容得他们到了秋冬时节才去砍柴?所以孟子阐述的王道之始直抵造成这一切的最根源的问题,即“王好战”——梁惠王的“霸道”思想。
孟子在阐述他的“王道”主张时,应该是一直看着梁惠王的脸色,当慢慢梁惠王能被触动有所反思时,他又指出了梁惠王最致命的一点,即“罪岁不罪己”,同样他又打了一个比方,但这个比方没有一开始的“五十步笑百步”那样含蓄,因为梁惠王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听讲可以“为王”的事呢,所以不用过于含蓄,但仍然不能直截了当,万一说不好,结果可能是性命就没了,有了前面的铺垫,他最后终于说出了“王无罪岁”,让一国之君正视自己的问题。
在那样一个时代,谁有这胆量敢直接说国君有错?孟子敢,因为他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也!”,但他不鲁莽,这样的论说技巧难道不也是一种“浩然之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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