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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一代名臣范仲淹为官的心路历程，以观宋朝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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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唐宋之际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政局的变化对士大夫官员们的政治主体性影响特别大，他们以撰写家训、创办义庄等行动来反映其内心世界，一生颠沛流离、行贬官之路的一代名臣范仲淹亦是如此。所以，小呆君决定以范仲淹一生心路历程的变化这个全新的视角，来与大家探讨一下宋朝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 范仲淹 范仲淹的「 ”三光”之行 范仲淹两岁而孤，随着母亲改嫁，而继父对范仲淹视为己出，支持他读书志学。范仲淹在山东醴泉寺读书时「 ”断齑画粥”、以苦立志；在负有盛名的睢阳书院念书时，深受戚同文的精神感召力，逐渐形成一种「 ”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自觉。随着范仲淹步入朝堂，不断实践这种理想，带动了一大批的士大夫们，从而将这种文化自觉升华为一种时代精神。 「 ”断齑画粥” 范仲淹终其一生都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着，但是正是因为他对理想的过于执着，在实践中往往会因此碰壁到头破血流。范仲淹为官言事就曾遭三次罢黜，而且一次比一次惨。 「 ”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倅河中。后为司谏，因废郭后，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湘山野录·续录》 这就是范仲淹的三次遭贬，而这三次都受到了当时少数有气节的官员的褒扬。第一次被贬，僚友称「 ”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僚友称「 ”此行愈光”，第三次被贬，僚友称「 ”此行尤光”，史称「 ”三光”。每次范仲淹都会予之一笑，只是这「 ”三光”之笑实为苦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当人落难之时，感触极深。在最后一次遭贬时，践送之人寥寥无几，即使前往送别之人也多为应景而言，真心以钦佩之心惜别的只有王质而已。在前往饶州的途中，「 ”泊水道之官，历十余州，无一人出迎者”。但范仲淹还在坚持理想，在贬途中应好友滕子京之约，赴岳州会友，写下名篇《岳阳楼记》以此明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尽管如此，此时的范仲淹已经不再是年少气盛的岁月，已值暮年，被贬「 ”三光”之行的官宦生涯，越来越使其心境回归理性与现实。 仲淹创办义庄的思想寄托 一生颠沛流离的范仲淹，在晚年之时回到了家乡姑苏当官，在此他做了一个惊世之举，在苏州首创了「 ”义庄”。 「 ”及归姑苏日，有绢三千匹，尽散与闾里、亲族、朋旧，......乃置天数千亩为义庄，赡贫族。”——《清夜录》 范仲淹办义庄之举，历来为史家所乐道，不吝美辞以褒扬。其实，范仲淹办义庄仅仅只是为了资赡族人吗，为何到了晚年才想到做这件事呢？联想范仲淹的身世，对其有深厚恩情的并非是祖家，而是其继父朱氏。可贵的是，范仲淹始终像亲父兄一样事养父兄。先祖范氏宗亲虽然对其施恩不多，但是范仲淹将自己发达归因于祖宗百余年的积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办义庄之举是在为后世子孙积德，寄托着对子孙后代的祝愿，之后其子范纯仁、其四世孙范成大为宰相的事实，似乎都在印证着这种逻辑。 但是，朝廷士大夫纷纷效仿创办义庄，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能为后世赢得显达，反而后世愈加贫困。其实，范仲淹办义庄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就是为苏州范氏一族的后人创造基本读书条件，因为科举制的出现为这些出身基层却志向报国的人提供了一个快速通道，打破了士大夫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所以，小呆君认为范仲淹创办义庄，是寄托了对其数十年官场生活的感悟，也正是因为数十年的颠沛流离，才让他萌生了义庄的想法。 范仲淹对朝廷为官的心路历程变化 范仲淹一生无不因言而颠沛流离，从犯颜顶头上司知州到反对主政之章献太后、抗辩仁宗皇帝，直至与当朝宰相作对，可以说每一次言事都做到惊天动地，每一次都不惜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在这一次一次的「 ”置之死地”中，对为官言事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 范仲淹是当时官场中的异类。当时的官场和所有时代的官场一样充满着尔虞我诈，充斥着明争暗斗。我们相信大部分读书人在初入官场后还是充满一颗事业心，但渐渐熟悉了官场规则后，会慢慢消磨棱角变得圆滑世故。诚如范仲淹问时任宰相吕夷简明知韩琦进攻西夏必败无疑，为何不加以制止？吕丞相答道，韩将军年少气盛，只有当他不断碰壁直到头破血流之时，自然就安稳了。果然，后来韩琦就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强烈反对者。但范仲淹并未体会到吕夷简以韩琦一事对其的告诫，做事依旧锋芒毕露。写下万言书，不断地挑战朝廷各方势力的利益，因朝廷既得利益者的不断诬陷，范仲淹再次遭到贬黜，为官言事的心境开始动摇，从他晚年的各项举动来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对自己理想的坚定，更像是对后世之人的勉励格言。 范仲淹在《渔家傲》中也曾表露心迹：「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其中透露的应当是人之常情——思乡之情，而不是宣传作品所鼓吹的报国之情。当时范仲淹与好友韩琦一同在西近御夏，韩琦因力主不当的进攻策略打败，而范仲淹力主积极防御战略，颇有成效，但是因为私与西夏主元昊通书，被人诬陷，再受重则，后来虽再被起用，但其时心境已经不再平静。在范仲淹给韩琦一封信写到：「 ”......又今将佐不思报国，惟望侥恩，吾辈频时进改，岂能伏其心......？”从此信中不难体会到，此时范仲淹对朝廷虽然有微辞，但仍以进取为念。 之后从战场回调京城，拜枢密副使，但因为建言《条陈十事》，倡行新政，再次侵犯到了朝廷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因反对势力的不断阻挠，「 ”庆历新政”无疾而终。此事对范仲淹的打击甚大，同样在与韩琦的通信中表露道：「 ”已乞罢使名，改蒲、同、襄、邓以郡，必有谕旨。孤品蹇剥，所得已多，须求便安，以全衰晚。”失落、消极情绪跃然纸上。在这之前范仲淹虽然也屡遭贬放，但胸怀天下之志却依然坚定。但这一次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范仲淹对于为官言事的心境与态度，对官场的失落、对理想志向的消极不断充斥着范仲淹的心中。 范仲淹并不如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坚定理想、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一个被官场现实不断消磨掉做官为民言事的积极从而走向归乡逃避的常人。其实范仲淹的境遇与心态变化不是偶然的，和他同时代或者后时代的士大夫如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范仲淹首创「 ”义庄”后，士大夫们纷纷效仿，加之家训和乡约现象的出现与普及，无不体现出唐宋时期以皇权至上为基础，以科举考试为手段所形成的士大夫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新特点，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对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构建与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结语 专制集权的不断强化，使得士大夫政治不断背离北宋名臣文彦博所言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初衷，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皇帝与大臣们的离心离德，从权力与势力层面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分野。两宋期间大部分官员几乎都经历了上上下下的宦海沉浮，上文所提的范仲淹也是其中的一位。 正因为唐宋政局的不断变化，士大夫官员们才会发出「 ”伴君如伴虎”之叹，而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在自身起伏不断的为官生涯中逐步构成，宋朝家训的普遍性与创办义庄、制定乡约等举动中无不体现着当时士大夫对仕途堪忧、为官言事却忧患自身结局的精神世界。 参考书籍：《湘山野录·续录》《清夜录》《范文正公尺牍》《宋史·范仲淹传》等 【本文原创首发，请勿转载！！！因小呆君能力有限，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