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易中天可以这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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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我觉得他相对其他人(譬如孔庆东)来说,并不是讲得很精彩啊。。
解析:
《新京报》---为什么走红的偏偏是易中天?
易中天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
“品读中国”书系让易中天迅速走红。真正成就学者易中天的不是学术书籍,而是电视传媒。学者万千,为什么偏偏是易中天?
往根子上说,这个人是想做一个“亲民学者”的,心目中亲民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家认为你是自己的一个邻居,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熟人。换言之,他有着一个平民的立场。
有了立场,还得独辟蹊径。易中天很注重的是一个“品”字:一种琢磨,一种品味,去看看历史究竟能给人们什么启迪。所得结论未必权威,但有一定的个性。易中天一直站在讲台上,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百家讲坛》。他的成果大多诉诸听觉,这无形中影响了他思维和表达的方式,就是要用大家能听明白的话,讲大家想听明白的事。具体而言,易中天很注重讲故事,懂得细节的魅力,举例很多。在掌握了一定的史实后,易中天也常常会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注重当代人的接受心理。这依靠的是阅历、才情和对人性的参悟。易中天不是在颠覆历史,也谈不上真正还原历史,我宁愿说他是在晾晒历史的一些褶皱,并将它们置于一般读者的面前。他还经常会把古代的官职“换算”成当下的名称,以便理解。这是一个心里装着读者的学者。
而央视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平台也是易中天得以走红的重要原因。
商品时代,一切均需成本,成名亦然。易中天便挨了不少骂。身为中文系教授,却公然说史;频繁现身于电视节目和社会活动,有作秀之嫌。
从电视到图书,大家热热闹闹地去看易中天了,并不意味着去看历史了,而易中天版的历史又有着可商榷之处。历史能够这样讲吗?能够由一个中文系教授、一个搞过美学的人来讲吗?
易中天或许应该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太有地盘意识,不得“越位”,否则便是不务正业,而易中天这个人属于异类,在学术上倾向于“流寇主义”,当然不信奉什么“从一而终”,也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既然来讲历史了,就要靠真功夫说话。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跋”里,易中天表示自己是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典范的: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他心仪的是对历史的“趣说”与“妙说”,他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我个人的浅见是他缺乏真正的独特的思想和文采,所以还没能达到黄仁宇的高度。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可惜我们往往误把科普当成了小儿科,其实大科学家霍金和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都是搞科普的。
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目中,这个自称外行的历史讲述者是好玩的。深究起来,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晓畅明了,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笨重乏味;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大的娱乐性,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太严肃。在和专栏作家小宝的对话中,他表示要有三个对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接、学者和大众的文化对接、学术和媒体的文化对接。
终究,一个学者还是被明星化了,他自己没有料到,亦无法控制。很快有头衔飞来:余秋雨第二。偌大中国,真正在大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当代学人竟就这么几个?
想那李敖,骨头更硬了吧,道行更深了吧,但大家还是骂你没商量。中国人到底是看不惯人成名的,尤其看不惯文化明星,不伦不类。不务正业,难免误人子弟。在上海图书馆,有美女记者当面相问:我在您签售现场发现,很多读者都没有读过《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却对您盲目崇拜,您觉得您的讲座对他们负责吗?易中天回敬道:如果今天讲座现场有位小伙子盲目爱上你,你负责任吗?掌声立马响了起来。笑言在媒体面前是“弱势群体”的易中天,面对这个问题时想必是有些紧张的,但回答得很狡猾,很放松。狡猾,或许就是一种媒体风格了吧;放松,或许就是一种境界了吧。
媒体时代,那些依然能安于寂寞的人有福了———孤绝而特立永远是这个世界所匮乏的;那些走出书斋,借助媒体,走向大众的人有福了———他们原本就是大众中的一员。
问题描述:
我觉得他相对其他人(譬如孔庆东)来说,并不是讲得很精彩啊。。
解析:
《新京报》---为什么走红的偏偏是易中天?
易中天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
“品读中国”书系让易中天迅速走红。真正成就学者易中天的不是学术书籍,而是电视传媒。学者万千,为什么偏偏是易中天?
往根子上说,这个人是想做一个“亲民学者”的,心目中亲民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家认为你是自己的一个邻居,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熟人。换言之,他有着一个平民的立场。
有了立场,还得独辟蹊径。易中天很注重的是一个“品”字:一种琢磨,一种品味,去看看历史究竟能给人们什么启迪。所得结论未必权威,但有一定的个性。易中天一直站在讲台上,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百家讲坛》。他的成果大多诉诸听觉,这无形中影响了他思维和表达的方式,就是要用大家能听明白的话,讲大家想听明白的事。具体而言,易中天很注重讲故事,懂得细节的魅力,举例很多。在掌握了一定的史实后,易中天也常常会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注重当代人的接受心理。这依靠的是阅历、才情和对人性的参悟。易中天不是在颠覆历史,也谈不上真正还原历史,我宁愿说他是在晾晒历史的一些褶皱,并将它们置于一般读者的面前。他还经常会把古代的官职“换算”成当下的名称,以便理解。这是一个心里装着读者的学者。
而央视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平台也是易中天得以走红的重要原因。
商品时代,一切均需成本,成名亦然。易中天便挨了不少骂。身为中文系教授,却公然说史;频繁现身于电视节目和社会活动,有作秀之嫌。
从电视到图书,大家热热闹闹地去看易中天了,并不意味着去看历史了,而易中天版的历史又有着可商榷之处。历史能够这样讲吗?能够由一个中文系教授、一个搞过美学的人来讲吗?
易中天或许应该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太有地盘意识,不得“越位”,否则便是不务正业,而易中天这个人属于异类,在学术上倾向于“流寇主义”,当然不信奉什么“从一而终”,也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既然来讲历史了,就要靠真功夫说话。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跋”里,易中天表示自己是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典范的: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他心仪的是对历史的“趣说”与“妙说”,他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我个人的浅见是他缺乏真正的独特的思想和文采,所以还没能达到黄仁宇的高度。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可惜我们往往误把科普当成了小儿科,其实大科学家霍金和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都是搞科普的。
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目中,这个自称外行的历史讲述者是好玩的。深究起来,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晓畅明了,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笨重乏味;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大的娱乐性,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太严肃。在和专栏作家小宝的对话中,他表示要有三个对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接、学者和大众的文化对接、学术和媒体的文化对接。
终究,一个学者还是被明星化了,他自己没有料到,亦无法控制。很快有头衔飞来:余秋雨第二。偌大中国,真正在大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当代学人竟就这么几个?
想那李敖,骨头更硬了吧,道行更深了吧,但大家还是骂你没商量。中国人到底是看不惯人成名的,尤其看不惯文化明星,不伦不类。不务正业,难免误人子弟。在上海图书馆,有美女记者当面相问:我在您签售现场发现,很多读者都没有读过《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却对您盲目崇拜,您觉得您的讲座对他们负责吗?易中天回敬道:如果今天讲座现场有位小伙子盲目爱上你,你负责任吗?掌声立马响了起来。笑言在媒体面前是“弱势群体”的易中天,面对这个问题时想必是有些紧张的,但回答得很狡猾,很放松。狡猾,或许就是一种媒体风格了吧;放松,或许就是一种境界了吧。
媒体时代,那些依然能安于寂寞的人有福了———孤绝而特立永远是这个世界所匮乏的;那些走出书斋,借助媒体,走向大众的人有福了———他们原本就是大众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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