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会从强盛走向衰退？
1、政治：清朝由于专制皇权的强化，防范制度的完善，有清一代大部分时间没有出现汉唐以来母后专权、权臣擅政、外戚篡权、宦官乱政、臣僚结党等局面。这样“家法”也极易导致清朝“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清朝政治制度凸显满洲的地，压抑汉官的积极性，从长远看，对清廷政权的稳定并不利。
2、清帝推行了令民垦荒的政策。使得华北、华中地区先后着令准垦，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湾等省于清朝中叶先后实行开垦政策，而东北地区直到清朝后期才准许大量汉人前往开垦；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3、文化：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并且维持本身文化与汉文化的平衡。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发布。
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没有完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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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衰落：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乾隆六下江南，并仿制江南园林广修园林，劳民伤财，政治日渐腐败。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
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
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落。道光帝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锐意进取的精神，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
官场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卖官鬻爵、贿赂成风。军队里，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纪律败坏。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民变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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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国家的形成过程有其内在的动力。尤其就入关之后来说,源自内地各省的自身财力,决定并制约了其边疆的形成和稳定程度乃至于整体国策国力。
清王朝在财政需求侧在“康乾盛世”后段一直保持着巨大的优势：其一,国力远胜于周边任何国家，边患基本不复存在，地缘战略安全有保障;其二，清朝统治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内地人口的同质性，降低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代价,政府在军事和行政方面的花费有限，基本稳定在3000万两-4000万两，所以长期保持了较好的财政状况。
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是清朝财政需求侧的转折点。这场战事持续9年(1796—1804),波及中原和西北5个省份。为了平乱，清政府共耗费1.5亿两，年均1666万两，户部的盈余从乱前的近7000万两持续下滑,到了1801年已不足1700万两。即使跟上个世纪相比,也是很低的水平，相当于财政库存当量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可以说一场内地的白莲教起义几乎挖空了康乾盛世积攒下来的家底。
02 供给侧失衡
在供给侧方面，也就是财政收入方面，清朝财政资源的可获得程度较为单一，也就是单纯的田赋。按传统视角来说，以中国数千年传统延续下来的小农经济生产率低,产生的经济剩余很有限。
但是，清王朝的盛世滋生人口以及恐怖的开垦田地数(附加明末传来的新粮食作物种植)，在清王朝清晰的“摊丁入亩”政策的刺激下，逆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能量，其庞大的数目足以应付政府的常规需求。
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全国每年的田赋收入大约为3000万两白银。同时,由于间接税(盐课、关税等)的增加，清朝国库的总收入从1700年前后约3500万两白银,增加到18世纪后半期的4000多万两。由此来看，清王朝正常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乃至于盈余。
然而，财政供给层面的要求同样严格，即要求缴税群体稳定且有钱，而一旦人口的增长达到一个临界点,耗竭了国家经济剩余,纳税人便很难照旧缴税,国库入不敷出,盈余日渐枯竭,甚至产生亏空。清朝后期的人地矛盾无法调和，导致了清朝即使不增加单位土地赋税，但是人均土地拥有量的减少就会相对增加赋税的负担。
另外，乾隆后期开始的鸦片流入，逐渐导致中国从明朝开始的白银盈余转向大量外流，银钱比较一路上扬，从而也变相增加了清王朝的赋税强度。于是，清王朝的稳定税基逐渐瓦解，供给侧开始走向崩溃。
03 亡于供给需求失衡的大清
上文所述的清王朝财政供给与需求明显存在着暂时性与不稳定性，很容易受到社会发展瓶颈与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这种清朝财政构造中的低度均衡机制，边说明其边陲用兵的可能性和有限性。
当这一机制处在持续盈余的过程与节点上时，就塑就了中国在18世纪所展现的前所未有的强盛国力，然而当这一均衡在遭遇国家发展加速度失衡时，又为日后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到19世纪初时，大清国库已经入不敷出，而外患却不断加剧，内部人地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又无法调和。多重作用下，大清不亡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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