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和翻译
原文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伉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歪酒接殷勤之欢。
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彊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译文
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谨慎地接人待物,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但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意见去推荐贤才,而去附和俗人的见解。其实,我并非敢这样做。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
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
象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象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象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
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绐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就聚于一身;乐于助人,是“仁”的起点;正当的取予,是推行“义”的依据;懂得耻辱,是勇的标志;建立美好的名声,是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
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
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
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
对外,不能整顿军队,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
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
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
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
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象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
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
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
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
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
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扩展资料
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说明因为《史记》未完,他决心放下个人得失,相比“死节”之士,体现出一种进步的生死观。行文大量运用典故,用排比的句式一气呵成,对偶、引用、夸张的修辞手法穿插其中,气势宏伟。这篇文章对后世了解司马迁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简介
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六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创作背景
创作原因
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字少卿,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
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没有责怪他。可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觉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任安终于被腰斩了,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写作时间
关于写作时间,近代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认为《报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司马迁的《年谱》信从这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此外,张惟骧认为《报书》作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