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
最早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梁启超。
中华民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获得认定的56个民族的统称。
中华民族共包括56个民族。除此之外，也有数个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定的未识别民族。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的著作中提出，相关的历史学及人类学理论有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以及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有着不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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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华民族的概念：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提出到不断的引申和发展，在现今文辞用语中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
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概念，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一辞已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征。从感性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涵盖意义。同时，现代概念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广义上的中国的一个代称。
根据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神话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民族不是汉民族），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海外华人（没有中国国籍）。
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
但全球华人在“中华民族”这一大背景、大前题下团结奋进，气壮山河的历史却堪与天地同寿，日月同辉。
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不得益于华夏炎黄子孙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是泰山、长城一般壮丽的雄峙于世界的东方。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华民族
最早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的是梁启超。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意思是，建立在五个大洲中最大的洲中的最大的国家，是哪个？是我中华；人口占据了地球三分之一的是哪个？是我中华；四千多年历史从未中断过的是哪个？是我中华。
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1905年，梁启超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并非一个民族，而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
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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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启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留日中国学生所办的报刊当中，无论是《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还是《民报》、《国民报》、《童子世界》，都对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讨论。
孙中山、章太炎这些革命党人从“革命排满”的立场出发，本来不大关心民族融合问题，但在梁启超、杨度这些大学问家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思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问题。
随着中华民国的创立，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论，进一步将现代民族主义落到了实处。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共识。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1924年以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明确认同此一理念，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
最终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与心中的，是这场持久而壮烈的抗日战争。
50年代，中国仿照苏联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在阐发其民族政策时曾指出，某一群体成为“民族”要具备以下四个标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从共同的文化特征中显示出来的共同的心理构成。
于是根据这些标志，中国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400个需要识别的群体进行了调查。他们除去了一些大民族共同体的分支，最终确认了50多个少数民族。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梁启超是提出"中华民族"称谓的第一人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提出，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但是梁启超也创造了东方民族一词，他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
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的话语中，渐渐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经由最初的强调满汉之辨和排满，到梁启超的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再到新中国参照苏联民族理论的识别认定活动，最终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中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
这一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还要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才最后完成，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三点原因导致：1、大规模抗战使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与集体记忆；2、国共联合与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3、战争造成的人员迁徙打破了原来的地域隔绝。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使用过。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先进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在“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
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从而使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严复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后，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词。随后，他又从民族进化和竞争的理念出发，大胆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里所谓的人群进化，实质上也就是民族进化。梁启超的民族观念已经开始上升到理论层面。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母亲河（黄河）
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陕西大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
在可信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4] 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华夏族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历史学家认为华是源于上古的华胥国（位于陕西西安附近），也有人说“华”是因华山而得名，“夏”是因夏水（汉水）得名。久而久之“中华”便成了中国，华夏的代名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
中华民族大观园
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也曾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之“民族”一词相互结合而成的。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但是梁启超也创造了东方民族一词，他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过，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以及外国人称中国的“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称谓。
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华民族”在少数民族的语言里是不能翻译的，只能依靠汉语使之存在。比如，藏语里的中国人是rgya mi，指的是汉族。藏语是没有中华一词的。同时维吾尔语的“中华民族”是jungxua milletliri，只是汉语的借词。蒙古语的中华民族是doomd in wended ten（族民华中）也仅仅是音译，没有本民族语言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