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现代汉语中有多少词汇来源于日本

Answer 1

这个问题的有些回答，抓住某一个点将其放大，牵连出来一大片，某些问题避而不谈，典型的滑坡谬误。一副大义凛然、民族情怀爆棚的样子做出来，将原本的话题带向民族情绪，又是为了吸引哪些人的眼球。如此浓重的民粹思想真是让人胆寒，希望大家都知道，当年纳粹这么干掌控了德国，日本军部这么干发动了全面侵华。每个人都要有独立思考的自觉与能力。

Answer 2

工口、雅蠛蝶、奇摸鸡、八嘎、干吧爹等，如果不是这些的话好像没有，毕竟日语就是参考中文造的

Answer 3

日本现在的大部分日文来自于中文

Answer 4

引用DOLLOYO神弓的回答：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没有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顾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经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夸大其词，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到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诋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驳斥。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军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文学书（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自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这样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否则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品”。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闭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没有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顾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经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夸大其词，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到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诋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驳斥。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军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文学书（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自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这样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否则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品”。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闭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