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志士仁人探索中国出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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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探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或多或少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三大阶级的主观追求与探索的客观效果相对里,理想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总体而言,他们的失败主要因为采取的思想理论不一定科学,道路不一定切合实际,心理不一定坚定,统治还不够强大。历史没有选择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却把舞台留给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留给了马克思主义,留给了中国共产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但无论如何,志士仁人的探索反映了中华民族为自身发展所做的努力。孙中山先生有言:“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探索的过程纵然艰辛,道路纵然曲折,但是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从未选择放弃为中国未来的出路而探索,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我们每个中华儿女去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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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中华民族一次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追求国家的发展,一批仁人志士先后涌现出来,他们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自觉不自觉走上了探索国家未来命运的道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为振兴中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农民深受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性。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自身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生活贫苦。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清政府为了支付列强巨额的战争赔款,弥补财政亏空,对农民横征暴敛,使农民生活地更加疾苦。在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作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阶级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在军事方面,1842年至1859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群众斗争此起彼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作为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是农民阶级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反抗。在基本思想来源方面,洪秀全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的思想并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利用它来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内涵上,太平天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它突出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资政新篇》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是中国先进人士提出的最早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最终以失败告终。白崇禧曾这样评价太平天国运动:“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很重要的特点是它顺应了发展的潮流,有超前的思想认识,例如太平天国颁布的《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努力。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冲击了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也有失败的地方。首先,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超出小农经济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发展的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绝对平均的社会,并不切合实际。第二,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第三,领导集团不团结,天京事变正是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时发起的,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出走败亡,大大削弱了太平军的力量。第四,太平天国逐渐向封建政权演变,领导者在思想上日益僵化,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夺权力。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农民阶级的探索鼓舞了地主阶级,直接引发了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地主阶级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抵抗外国侵略而发起的运动。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秉着“中体西用”的思想,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首先兴办军用工业,建立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军用企业,以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随后,他们兴办了民用工业,筹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这些企业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积极筹办海防,建成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增强了清政府的海军力量。除此之外,洋务派还创办了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赴美欧留学,培养专业人才。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洋务运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国近代化具有推进作用;兴办军事和民用工业,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的入侵;培养了许多中国近现代化的军事、科技、文化方面的重要人才,如北洋海军大部分管带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著名外交家陈季同、中国造船之父魏瀚也都来自福州船政学堂;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产生,对后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孙中山领导的资本主义革命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日甲午海战之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最终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封建派的一场改革和自救运动,它的前提是在不触碰封建体制的前提下学习一些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封建体制,所以注定了改革和变法是有限的。清政府的内部腐朽和封建体制的落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新的先进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发展起来的。其次,洋务派的改革过分依赖外国,处处受人牵制。西方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经济上限制中国的发展,他们并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因此在洋务运动中,他们不给洋务派核心技术,而洋务派也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此外,洋务企业内部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没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对新式企业仍采取衙门式的管理,经营不讲效益,管理人员也多由上级任命,导致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最后,洋务派错误地估计了顽固派的牵制作用,导致后来出现了水师经费短缺,装备更新缓慢,弹药质量和数量的不足,改革逐渐走向陌路。地主阶级的改革虽然失败,但是它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所做的探索是中国近代史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探索失败之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开始进行新的尝试,其中主要包括维新派和革命派。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以此来救亡图存。在思想基础方面,维新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大经。此外,他们采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将孔子的思想维新化。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作。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两个思想基础成为了维新派的思想支撑。
维新派为了改革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努力。在政治方面,他们“公车上书”,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澄清吏治,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在经济方面,他们保护、奖励农工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提倡开办实业,注重农业发展,兴办铁路,开办商学,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在军事方面,他们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创设京师大学堂,提倡西学,反对八股,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维新派的努力旨在建立一个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资产阶级能享有一定程度政治权利、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的社会。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民族危亡时刻所做的探索。他们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维新运动作为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局限,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它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普及自由平等、社会进化的观念,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此外,它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改革了很多社会陋习,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维新派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维新派自身的缺陷。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有三个方面,其一,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希望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西学,却仍打着孔子的名号,托古改制。其二,他们对帝国主义仍然抱有幻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维新派却幻想依靠西方列强来帮助自己变法维新。其三,维新派的变法远离民众、惧怕民众,康有为曾上书光绪皇帝“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可见他们没有将广大群众作为自己的后盾。戊戌变法的失败,根本上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做的探索在中国近代史上成就了光辉的一笔。
维新派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随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理论基础方面,随着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章炳麟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宣传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在理论上,他们与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提出“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要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社会革命”,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的社会问题。
革命派为中国未来道路的探索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湖北新军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一夜间占领了武昌城,三天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全国各地群民奋起,燃起了革命的烈火。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告终。1930年,何应钦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全部政权都掌握在北洋军阀的手里,他修改了一系列法律,这样他不仅可以独揽大权,而且可以世袭继承。虽然此后孙中山以顽强的革命精神不断摸索救过救民的道路,但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建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失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看,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许多弱点和错误。他们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只强调反满河建立共和整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甚至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第二,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革命派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第三,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来团结所有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革命党内部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的党派,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用顽强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勇气,探索着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他们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探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或多或少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三大阶级的主观追求与探索的客观效果相对里,理想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总体而言,他们的失败主要因为采取的思想理论不一定科学,道路不一定切合实际,心理不一定坚定,统治还不够强大。历史没有选择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却把舞台留给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留给了马克思主义,留给了中国共产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但无论如何,志士仁人的探索反映了中华民族为自身发展所做的努力。孙中山先生有言:“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探索的过程纵然艰辛,道路纵然曲折,但是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从未选择放弃为中国未来的出路而探索,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我们每个中华儿女去尊敬。
农民深受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性。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自身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生活贫苦。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清政府为了支付列强巨额的战争赔款,弥补财政亏空,对农民横征暴敛,使农民生活地更加疾苦。在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作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阶级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在军事方面,1842年至1859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群众斗争此起彼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作为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是农民阶级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反抗。在基本思想来源方面,洪秀全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的思想并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利用它来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内涵上,太平天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它突出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资政新篇》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是中国先进人士提出的最早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最终以失败告终。白崇禧曾这样评价太平天国运动:“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很重要的特点是它顺应了发展的潮流,有超前的思想认识,例如太平天国颁布的《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努力。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冲击了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也有失败的地方。首先,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超出小农经济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发展的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绝对平均的社会,并不切合实际。第二,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第三,领导集团不团结,天京事变正是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时发起的,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出走败亡,大大削弱了太平军的力量。第四,太平天国逐渐向封建政权演变,领导者在思想上日益僵化,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夺权力。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农民阶级的探索鼓舞了地主阶级,直接引发了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地主阶级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抵抗外国侵略而发起的运动。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秉着“中体西用”的思想,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首先兴办军用工业,建立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军用企业,以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随后,他们兴办了民用工业,筹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这些企业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积极筹办海防,建成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增强了清政府的海军力量。除此之外,洋务派还创办了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赴美欧留学,培养专业人才。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洋务运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国近代化具有推进作用;兴办军事和民用工业,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的入侵;培养了许多中国近现代化的军事、科技、文化方面的重要人才,如北洋海军大部分管带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著名外交家陈季同、中国造船之父魏瀚也都来自福州船政学堂;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产生,对后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孙中山领导的资本主义革命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日甲午海战之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最终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封建派的一场改革和自救运动,它的前提是在不触碰封建体制的前提下学习一些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封建体制,所以注定了改革和变法是有限的。清政府的内部腐朽和封建体制的落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新的先进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发展起来的。其次,洋务派的改革过分依赖外国,处处受人牵制。西方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经济上限制中国的发展,他们并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因此在洋务运动中,他们不给洋务派核心技术,而洋务派也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此外,洋务企业内部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没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对新式企业仍采取衙门式的管理,经营不讲效益,管理人员也多由上级任命,导致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最后,洋务派错误地估计了顽固派的牵制作用,导致后来出现了水师经费短缺,装备更新缓慢,弹药质量和数量的不足,改革逐渐走向陌路。地主阶级的改革虽然失败,但是它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所做的探索是中国近代史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探索失败之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开始进行新的尝试,其中主要包括维新派和革命派。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以此来救亡图存。在思想基础方面,维新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大经。此外,他们采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将孔子的思想维新化。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作。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两个思想基础成为了维新派的思想支撑。
维新派为了改革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努力。在政治方面,他们“公车上书”,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澄清吏治,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在经济方面,他们保护、奖励农工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提倡开办实业,注重农业发展,兴办铁路,开办商学,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在军事方面,他们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创设京师大学堂,提倡西学,反对八股,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维新派的努力旨在建立一个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资产阶级能享有一定程度政治权利、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的社会。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民族危亡时刻所做的探索。他们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维新运动作为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局限,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它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普及自由平等、社会进化的观念,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此外,它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改革了很多社会陋习,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维新派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维新派自身的缺陷。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有三个方面,其一,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希望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西学,却仍打着孔子的名号,托古改制。其二,他们对帝国主义仍然抱有幻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维新派却幻想依靠西方列强来帮助自己变法维新。其三,维新派的变法远离民众、惧怕民众,康有为曾上书光绪皇帝“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可见他们没有将广大群众作为自己的后盾。戊戌变法的失败,根本上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做的探索在中国近代史上成就了光辉的一笔。
维新派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随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理论基础方面,随着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章炳麟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宣传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在理论上,他们与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提出“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要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社会革命”,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的社会问题。
革命派为中国未来道路的探索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湖北新军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一夜间占领了武昌城,三天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全国各地群民奋起,燃起了革命的烈火。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告终。1930年,何应钦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全部政权都掌握在北洋军阀的手里,他修改了一系列法律,这样他不仅可以独揽大权,而且可以世袭继承。虽然此后孙中山以顽强的革命精神不断摸索救过救民的道路,但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建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失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看,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许多弱点和错误。他们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只强调反满河建立共和整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甚至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第二,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革命派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第三,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来团结所有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革命党内部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的党派,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用顽强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勇气,探索着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他们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探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或多或少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三大阶级的主观追求与探索的客观效果相对里,理想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总体而言,他们的失败主要因为采取的思想理论不一定科学,道路不一定切合实际,心理不一定坚定,统治还不够强大。历史没有选择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却把舞台留给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留给了马克思主义,留给了中国共产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但无论如何,志士仁人的探索反映了中华民族为自身发展所做的努力。孙中山先生有言:“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探索的过程纵然艰辛,道路纵然曲折,但是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从未选择放弃为中国未来的出路而探索,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值得我们每个中华儿女去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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