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一朝的议论
1964年5月，蒋天枢由上海复旦大学请假赴广州中山大学探视已荣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首的乃师陈寅恪。其时，寅恪公盲目膑足，因恐“流毒”而坚辞教席，“著书唯剩颂红妆”，正勉力撰写《钱柳姻缘诗笺证》（即《柳如是别传》）。老先生虽足不出户，但却敏感山雨欲来之势，也知残躯颓龄，恐难持久。因于蒋告别之际，撰《赠蒋秉南序》，以为托付。这是寅恪公的一篇重要文字。虽然寅公后谢世于1969年10月，但此篇却有着对自己“盖棺论定”的临终遗言的意味。文中先是回顾了自己的生平，检讨了自己一生的学术志业，特别是人生操守，其间既有自许亦有自悔。而后忽转入如下一段议论：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其中称许“天水一朝之文化，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而其缘故则在于“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此作为该文的收官与结论，则其意竟在突出“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既有与前文“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相呼应的自我肯定，也是对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自我表白，同时也是对蒋秉南以“气节”相期许。 蒋秉南果然也是位气节之士。能在当时那样严酷的形势下，光明正大地探望已经名列异册、处于口诛笔伐之下、抄家批斗之中的老师，本身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之前，复旦大学组织填写“干部登记表”，蒋在“重大社会关系”一栏即只填下陈寅恪，称其为对自己影响最为重大、自己最为尊崇者，之外“再无任何重要社会关系”，即可见其秉性。而后，收集整理保护乃师著述，四处奔走，呼吁出版，果不付寅公所托，终以一身之行动，彰显气节之所存。 如前所释，天水一朝即为赵宋一世。而何者使陈寅恪先生把普遍看作文弱窝囊的宋朝视为“尊崇气节”的集大成者呢？ 先是，有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仁人君子，以浩然正气立身立言，即为当时之士风人心作出表率，也为后世留下了有宋一朝文弱绮丽皮相下刚健坚韧的卓然风骨。即如寅公所言，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作《义儿》、《冯道》诸传，一匡五代之浇漓。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被宋神宗以为“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苏轼一生坎壈，虽九死而尤未悔，终不曾曲学阿世。凡此种种，皆可见乎气节。 再者，终宋一朝，外患不绝，渐次遭遇各新兴异族强敌，先是西夏，次以辽，再次以金，后终覆亡于蒙古。其间虽屡败屡战，但民族气节愈挫愈愤，其表现之宏者莫过于崖山一战。 蒙元被欧洲人视为“上帝之鞭”，至今尚心有余悸。其时元军铁蹄踏破中亚、西亚，直至东欧，所过之处，如秋风扫落叶。宋蒙战争因蒙古整体战略及内部权力纷争等原因，则相持近50年，看似弱小的南宋却成为最晚亦历时最久的征服对象。 1279年，南宋最末一支力量簇拥幼帝退至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沿海），君臣、军民计约20余万人，受蒙古海陆劲旅攻击，战败，丞相陆秀夫负幼帝蹈海死，军民人等相率死节，“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就此，天水一朝画上一个壮烈的句号，华夏民族与汉人政权首次完全陷落异族之手。 寅恪公其他论述中也时见“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这样的观点。而纵览有宋一朝，其文化之昌明、思想之繁荣、经济之发达，直迈汉唐，而又远超乎后侪。而由宋词及同时代笔记、小说观之，则其社会风习清雅多姿、百姓生活富庶精致，尤其人的精神心灵的从容宽和，则为我国历史所仅见者，令人神往。
